经济研究的内容（一）应当重视的内容1.主体研究→微观主体；2.博弈研究→微观主体间的博弈；3.系统（制度）研究→宏观结构；4.演化研究（经济增长动力：创新）→宏观动力；→经济周期5*.基于大数据的经济统计及分析→基于真实数据形成的经济特征及模式研究，尽管可能并不能确定其背后真实的理论含义，但数据本身的真实性即是意义。from Schumpeter 1对于经济学，首先是要了解经济史，因为第一，当前的经济学只是经济历史在当下的切片，如果不掌握历史事实，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第二，历史叙述包含了多角度，能够将经济与非经济事实相联系，第三，当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源于缺乏历史经验；其次要了解统计，我们不仅需要统计数字来解释问题，也是为了弄清楚有什么问题需要解释，同样，还要了解统计数字具体如何搜集以及这些方法在认识论方面的背景；然后是理论，是指用一些以简御繁的图形或模式来描述现实的某些方面，包括根据事实提出的假说、概念以及概念间的关系和处理方法；经济社会学，即制度研究；政治经济学，即制度研究与部分含义上的理论分析；最后是应用学科，即笼统的经济学下面进一步细分的研究主题，如货币与银行、金融、会计等。可以看到，熊彼特总结的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与我基本重合，主体和博弈研究对应经济理论，系统（制度）研究对应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演化研究对应经济史，大数据统计分析对应统计学。当然这种对应并非一一相对，存在交叉与遗漏，如我认为演化研究不只是历史的研究，更包含从历史中探寻演化规律的理论分析，虽然可能最终发现并不存在所谓的“规律”，因为如果参照达尔文的物种理论，生物演化并不存在明确的“方向”，只是基于随机变异与环境演化结合导致的自然选择，同理，经济社会可能也并不存在设想的“方向”，或至少无法人为总结规划其“方向”；对于统计数字，熊彼特更强调其背景与方法论，这与我们读历史的某种方法相契合，但从我的角度，更重要的是从大量数据中探寻其现实模式而不应过度将其作为数据拟合的“原材料”，从而避免数据失真；在上述所列条目之外，熊彼特对于新兴的经济分析方法总体持肯定态度，认为经济理论虽然无法与物理、数学等学科中的普遍规律达到同等高度，至少对于经济实践具备部分参考价值，我非常怀疑如果熊彼特看到今时今日经济学界“数据女工”所能玩出的花样，是否还相信“经济理论”的价值，我认为今天的经济学界显然对数理和统计方法的作用高估了，一是统计数字越来越成为政府和各类团体向大众灌输其观点的工具，二是数据数量的爆炸导致真相越来越淹没于繁复的统计方法之中，三是数理模型对于现实问题的洞见和边界问题的处理并没有进一步提升，总之，统计数字所反映的与其说是“真理”和“规律”，不如说是“带有偏见的现实”，而如何从“现实”中挖掘规律才是经济学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from Schumpeter 2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果将哲学作为所有学识的统称，可以发现自亚里士多德起，博学之士未能对各个学科门类进行统一，也没有这种打算，特别是每一门类都没有对“最后的原因”、事物的“最终意义”提出观点，但到十七与十八世纪，哲学开始划分为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区分的先兆），而如果将哲学作为与物理学、经济学并列的单独一门学科，虽然许多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家秉持有特定的哲学思想并从中受到启发，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各自学科分析工作的客观与独立，因此经济学的研究或从哲学或政治学、宗教、心理学等其他方面有所借鉴，但也与这些学科存在分野，并不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从更高层面来概括经济学，即经济学的社会学，首先关注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问题（还包括科学的动力与发展机制以及科学人员和经济科学人员问题，但熊彼特在书稿中对后两者并未展开讨论），第一，“经济法则”固然要比自然科学的“法则”缺乏稳定性，不应忽视其在不同制度条件下产生不同结果，且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处于特定社会环境，导致这种观察更是“有偏”的；第二，马克思认识到人们的观念易于赞美处于上升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他们的行动，十八~十九世纪大部分经济学全都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三，对经济事实的陈述通常包含价值判断，经济体系有“演进”，但没有“进步”，因为人与人之间在比较时没有一个适当的标准（经济分析史与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经济分析史强调分析方法的演进，即程序史，经济思想史侧重经济观点的演进，即内容史，政治经济学概括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政策主张）；第四，科学方法包含想象和程序的规则，此处作者没有完整阐述其观点，简而言之，作者试图将分析方法从意识形态倾向中剥离出来，构建一套“意识形态中性”的分析工具。从熊彼特对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阐述来看，西方式的学科划分还是以研究领域、方法、观点为依托进行了严格的划分，并且似乎有一种“超越性”的追求，即试图让自己的学说或理论体系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置之万世而不易，虽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不太可能。但这代表了对超越性的追求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一方面，这种超越性似乎起源于对“神圣”的歌颂，因为神是不朽的，所以人类最辉煌、最崇高的知识也应该是不朽的。另一方面其引申的含义在于，如果真有这么一种“不朽”的理论能够指导万事万物，或至少在某个领域内能够指导所有人，则这个世界将止步于此。虽然科学家们从这种颇为“机械唯物论”式的哲学观点出发不断推动科学进步，似乎证明作者的深刻洞察。但我们为何不能在一种更加开放、动态的世界观下进一步探究这个世界呢？熊彼特对科学活动的阐述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由一个社会集团专门从事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技术，在其成员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凝聚力，至少在这个集团已经取得相当确定的存在地位时，会有一种合作精神，产生明显或下意识地规则，依照这种规则，成员可以彼此互相承认，而且允许某些人加入，而把另一些人排斥在外。如果有可能设想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着手自行研究已成为科学努力目标地那些现象中的任何一套现象，他必然也能体会到一条非常简单而又非常基本的真理。这个人首先必须认识他预备研究的现象，而且要认识这些现象之间有些关联，以及它们与其他现象有所区别。这种认识是一种认识行为，但并不构成分析工作的一部分。反之，它只是向分析工作提供对象或素材，因而是分析的先决条件。于是分析工作本身就含有两种不同的然而又不可分割的活动。一个在于使想象的内容概念化。另一种活动就是猎取更多的经验资料（事实），借以丰富和核对原先已掌握的资料。应该说这两种活动并不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而在两者之间一定有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为了概念化，往往引起对更多的事实的猎取；而新发现的事实又一定被插进来和加以概念化。在一种永无休止的连续过程中，这两种活动改进、加深和修正了原先的想象，同时也互相改进了彼此的结果。在我们科学努力的任何特定阶段，我们确实试图建立图式、体系或模式，以便尽量妥善地描述我们感兴趣的整套现象，然后以“演绎的”或“归纳的”方式加以发展。但是这些模式在本质上都是暂时的、相对的，总是和我们所能掌握的事实有关。实际上当前没有一个科学工作者是从他自己独立的想象开始，而经历了所有这些工作阶段的。实际上，并不是整个社会，甚至也不是任意一部分人把科学知识的财产传下去的，而是有一个或多或少确定的专家集团，不仅把他们的方法与结果，而且把有关今后发展的方向、手段的意见传授给继起的后代。在大部分情况下，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是不能从公认的专家传授以外的任何来源获得的；如果能够的话，也必然是具有非凡的创造性与毅力的人。首先应当注意到，这个社会机制是极其节省劳动的。利用这个社会机制，任何初学者只要遵循他所受到的劝告并从事指定给他的工作，都可以获得有关事实的知识，抓住问题，掌握方法，而节省很多精力，以便腾出大部分力量去开拓他老师力所能及的边界以外的土地。所以应该可以相信，上述社会机制主要地不仅对概念工具的发展与事实知识的积累有利，而且甚至提供了通常所谓科学进步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量。不过事情显然还有另外的一面。传授任何已确立的科学都会给初学者的头脑套上框框，使他或许具有的创造性受到压抑。这将产生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后果。由于现有科学结构所产生的抵抗力，视野与方法的重大改变最先是受到阻碍，接着就不是通过改造而是以革命的方式来临，而旧结构中也许具有永恒价值或至少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产生成果的哪些成分，很可能就在这个过程中消失。因此，正像革命者有大量理由憎恨某些人强调科学的连续性、捍卫旧的见解、对抗新的看法一样，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理由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其次，现存的结构一旦建立以后就有延续下去的倾向，这一事实在科学努力的领域中也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说明了一个不易解释的现象，也就是“传代”的现象。···就经济学家的情况来说，人们倾向于以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变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吸引两个时代注意的实际问题的变化，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我们发现在不变的环境里活动的科学也具有同样的现象。正是这种情况提供了我们弄清楚问题性质和寻求解决办法的线索。问题与方法不仅因为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它们还由于包含在一种科学结构内的分析工作有一种抵制变化的方式而发生变化。最后那些献身于一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工作专家，以及甚至献身于任何学科的科学工作专家，都倾向于变成一个社会学的集团。也就是说，除了对于科学工作活某种特殊科学本身的兴趣而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共同之点。自然而然，这就会产生一种与经济类型的人。在经济学方面，这种集团的形成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成熟，但一旦成熟，它的意义就远较物理学方面的集团大得多。我们会看到在大多数国家中，在经济课题方面发表著作的人几乎来自社会的各个部门。在早先年代，确实有促成集团化的一些因素，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天主教经院派的博士们，但在所有其余的情况下，各种类型的人由社会各阶层、各种不同的收入等级而来。···这种生活环境的相似与社会地位的相似，产生了相似的生活哲学以及对社会现象相似的价值判断，这与科学的学派现象有密切联系。熊彼特对科学过程和科学团体的观察是深刻的，科学团体正是科学发展的社会载体，正如在“科学家”群体诞生以前，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知识的发展只是零星存在于精英阶层，其发展与传承历经波折。而自这一群体诞生后，科学发展开始进入一种稳定壮大的状态。当然，这也仅是这两三百年间的事。究竟是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滋养了这一有闲群体，还是科学团体的壮大进一步促进了科技发展，目前尚无定论，甚至也可能是二者互为促进。但无论哪种情况，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学术共同体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后（这一说法不准确，因为绝大多数学术团体是依附于国家财政供养的，只有美国部分高校有相对独立的财务自由，且政治权力仍非常有限，但从社会影响力来说，高校、研究院、智库等机构已经具有一定独立性），其生存和壮大已经超出个人意志，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与动物演化出某种器官，或者细胞演化出某种细胞器类似。从这个角度来看，熊彼特的“科学团体传承论”以及“创造性毁灭创新论”对社会的洞察非常深刻和贴切。某种意义上， 我所设想的经济学图景就是基于人类社会的动物性，其行为固然具有自然科学作背景，但其具体的演化过程又无法通过还原论进行简单分析，其世界观应该是开放式的，对于极端情形（例如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和社会整体演进具有某种洞察，所以我试图寻找新的分析工具来进行经济研究，目前想到的数学工具有分形理论、博弈论、小波变换、数值模拟、大数据统计等，从思想渊源上，主要养分来源于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制度经济学、博弈论、演化经济学等。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探讨金融作为经济社会的一支，与传统学理和西方现实背景下的金融异同，以及金融体系中的微观问题。其实，这些想法都还是从西方式还原论角度进行的分析，中国传统思想的整体论可能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对我的胃口。例如，熊彼特论述的一些思想颇为贴合道家的动态世界观以及名实之辩，如何汲取先人思想之精髓，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下将其发扬光大，是我所设想的经济学图景的另一重视野。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目前还只有零星想法，难以贯通，留待以后再讨论吧。（二）不应过度重视的内容1.均衡→均衡并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状态，而是通过理论假设得到的一种模拟。既然经济学是研究现实问题的学问，就不应当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虚幻的假设基础上。均衡实际上反映了一种静态、封闭的世界观，而动态、开放的研究更应该关注（一）中的内容；（三）一些观点1.加尔布雷思的“修正的顺序”认为，生产者决定应该生产什么并因此塑造了消费者的偏好，从而使消费者会购买这些产品。正统经济学认为主动权掌握在消费者手中，消费者为了满足个人需求会在市场上购买产品和服务。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者选择理论将需求看作是给定的。加尔布雷思认为，当我们说消费者最大化他们的效用时，我们首先不开了消费者最初如何形成了这些需求这一重要的问题。并且，如果需求必须通过广告进行创造，这些需求的紧急程度如何？进一步而言，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者需求理论主要强调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它暗含着市场决定最优的产出结构和资源配置。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个观点毫无意义：“如果生产创造需求的话，一个人就无法辩护说生产是用来满足需求的。”2.加尔布雷思的企业理论有几个有趣的政策含义。比如，传统的反托拉斯的努力应该被摒弃······那么，社会应该仅仅追求自由放任政策、依靠这些经济力量来产生社会福利吗？加尔布雷思非常坚决地回答说：“不。”······“如果任由它们自由发挥作用，那么经济力量可能除了对强势者外，不会产生最优结果。”3.加尔布雷思对传统经济学的攻击招致了许多反驳。一个例子是，从极端的角度来说，他好像否认消费者拥有能够明确自己的利益并据此行动的自由意志。正统经济学家不接受消费者以外的某一不明确的主体可能会最好地决定什么才能代表消费者的真实利益这一观点。4.对于制度主义来说，如果想要重新成为经济思想中的一个力量，它必须赢得未来一代经济学家的思想。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希望就是发展一个统一的、能够容易被理解和被教授、经得起仔细地智力上和统计上的推敲的理论体系。制度注意的批评者认为，到现在为止，它还没有实现这一目标。5.但是，新制度主义规模最大的分支是与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联系在一起的。道格拉斯·诺斯是一位美国的经济史学家，荣获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认识到制度约束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不能解释世界范围内不同经济制度的长久性。但是，与传统的制度主义者如凡勃仑等不同，诺斯接受了新古典主义者的“选择理论”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理性经济决策。​ 选择理论方法史必要的，因为一系列逻辑上连贯、潜在可检验的假设必须建立在人类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微观经济理论的优势在于它是建立在对个人行为假设基础上的······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它们不断演化并且不断地被人类改造，因此，我们地理论必须从个人开始。与此同时，制度强加在个人选择上的各种约束是普遍存在的。制度的产生是由于它们能够最小化人类相互作用的成本。它们可以是正式制度（比如，宪法和法律），也可以是非正式制度（比如，非书面的行为规则）。它们可能是特意创造出来的（比如，美国的货币体系），也可能仅仅是随着时间演进而来的（比如，给小费的传统）。制度是统治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而制度的参与者则是利用某一特定制度框架提供的各种机会的个人和组织。······天才的诺斯把新古典经济分析和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并由此解释了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决策以及经济决策如何逐渐地改变着制度。6.有几个学派的追随者和一些类似的折中主义的思想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经济增长是指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个国家的实际产出（GDP）的增长。它是由以下三个原因导致的：（1）更大数量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2）资源质量的改进；（3）提高生产力的技术进步。当一个国家实际产出的增长快于其人口增长时，其实际人均GDP——即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将会上升。经济发展是指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个国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过程。经济发展方面的专家分析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导致或阻碍生活水平提高的各种力量和政策。7.熊彼特构建了一个理论体系来解释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变迁的关键过程是引入创新，而最主要的创新者是企业家。创新被定义为提供商品的方式的变化，比如引入新的产品或者新的生产方式；打开新的市场；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源；或者实行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比如创造一个新的垄断或者打破一种垄断。创新不仅仅是发明。如果发明在一开始就失败了——即如果它没有被应用——那么发明就不是创新。只有当一项发明被应用于工业过程中的时候，才能成为一种创新。如果没有创新，经济生活将会达到静态均衡，并且年复一年经济的循环流动会沿着大体相同的路径进行。利润和利息将会消失，财富的积累将会停止。通过创新寻求利润的企业家能够将这种静态的情况转化为动态的经济发展过程。企业家将会打破这种循环流动并且将劳动力和土地转移到投资中去。因为由循环流动所产生的储蓄是不充足的，所以企业家依靠信贷为他的企业提供生产资料。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来源于经济体系本身，而不是由外部强加的。创新并不会连续发生，但是会聚集发生。最具有进取心的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的活动会创造一种有利的氛围，其他企业家会追随他们。信用扩张，价格和收入上升，而繁荣会普遍盛行。但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经济发荣会产生对其持续前进不利的条件。价格的而上升会阻碍投资，新产品与就产品的竞争会导致企业损失。当企业家清偿债务，通货紧缩的过程会进一步加强，萧条将会取代繁荣。因此，经济波动代表了对创新的适应过程。经济体系趋向于均衡，除非创新会经常打破这一趋势。产生经济发展的过程也产生了经济波动，每一次萧条都代表向新均衡的艰难移动。8.凯恩斯学派：起源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背景为对经济停滞或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广泛忧虑。一战后，西方世界成熟的私人企业经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缺乏活力。人口增长率在不断下降；世界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殖民化，似乎已经没有更多的地理扩展空间；随着收入和储蓄的增长，生产看起来大大超过消费；并且没有像蒸汽机、铁路、电力和汽车这样的新发明来刺激新的、大量的资本投资。与此同时，充满活力的价格竞争的削弱降低了新的、更好的机器设备对旧机器设备的替代，当日益增长的过去投资的累积这就资金没有被足够快地花费出去地时候，经济增长就会受到拖累。经济学界和非经济学界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敦促联邦政府实施公共工程项目、赤字预算，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放松信贷。许多经济学家清醒地认识到增加政府开支对总支出和总收入将会产生乘数效应。一些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将其概括为：随着国民收入增加，消费支出没有总收入增加的快，而储蓄增加得相对更快。工资既被认为是一种产品需求来源， 也被认为是一种成本，而削减工资经常会受到反对，因为对于失业而言，它不能提供实际的补救，这就是宏观经济思想。凯恩斯经济学主要特征和原理包括：1.强调宏观经济学，关注消费、储蓄、收入、产出和就业总量的决定因素；2.需求导向，强调有效需求（总支出）的重要性，认为有效需求是国民收入、产出和就业的直接决定因素；3.经济中的不稳定性，投资计划的改变导致过敏收入和产出发生变化，且数量大于投资最初的改变；4.工资和价格刚性，工资在向下调整方面具有刚性，这主要是由于工会合同、最低工资法和隐性合同等制度因素导致的；5.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倡议政府应该通过实施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积极干预干预经济，以促进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凯恩斯在28岁时成为《经济学杂志》的边际；同时，他还管理着该杂志的出版方——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的投资，并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功。在凯恩斯的财务指导下，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同样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利润。他自己很可观的50万英镑的财富主要是通过外汇和外国商品交易积累起来的。事实上，他是一个投机者。对于投机者，他是这样描绘的：当投机者像在企业的洪流中漂浮着的泡沫时，他未必会造成祸害。但是，当企业成为投机漩涡中的泡沫时，形势就很严峻了。当一国资本的积累变为赌场中的副产品时，工作多半是没有干好的。就把华尔街看作一个社会功能是使新投资可以根据未来收益流入最大利润渠道的机构而论，它所取得的成功不能被认为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典范——这并不值得奇怪，如果我下面所说的是正确的话：华尔街最好的头脑在事实上被引导到一个与社会功能不同的目标上。凯恩斯在实务界和学术界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还担任其他几家公司的董事，并且是英格兰银行管理机构的成员。除了是一名金融家之外，他还是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许多学术理论著作的作者、新闻工作者、艺术鉴赏家和支持者以及剑桥大学的教师。| | | || - | || | 小政府、自由主义 | 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马歇尔、货币经济学、不完全竞争）、芝加哥学派（新兴古典主义） || 中性 | | 重商主义、边际学派、创造性破坏、经济周期理论 || 左 | 大政府、需求导向 | 重农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 || | | 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 其他 | | 经济增长与发展 |9.经济学已经日益变得专业化。随着总体经济学知识的不断增加，经济学家发现，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一个或有限几个领域变得越来越必要且有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专门化变得尤其显著。不仅在经济学学科范围存在专门化（国际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劳动经济学等），而且在经济学的一些领域中也存在专门化（人力资本理论、流动与迁移，都属于劳动经济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的一个或两个领域内的这些专门化对这一学科产生了巨大的总效应。“大的思考”——对宽广的、无所不包的理论的论证——仍在发生，但趋向于在经济学的某些具体的子领域内发生而不是经济学整个学科。大量的注意力被击中到了“小的思考”上，它试图在更加宽广的经济学难题之中填补了一些小的空白。我们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为了达到经济学知识的最大产量，在“大”的思考和“小”的思考之间存在着努力的某种最优配置。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思想在经济学中都非常重要。几百年以来，经济学这一学科逐渐远离了“政治经济学”——强调政策和“应该是什么”，而转向了“实证经济学”——避免价值判断而主要集中于发现和阐明经济现象之中的一致性（“是什么”）。实证经济学的例子包括价值和价格理论、企业理论、得自专业化和贸易的收益原理、消费函数理论，等等。但是我们的研究同样表明，“政治经济学”或规范经济学对于公众认识经济学原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帮助推进了经济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即使是在最近的过去，这一点也是正确的，正如布坎南、萨缪尔森、加尔布雷思、弗里德曼和阿马蒂亚森的作品所证明的那样。经济学越来越多地将数学和统计学结合到它的基本方法之中。数理经济学家和普通经济学家的区分越来越小，这样好吗？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作出否定回答。危险在于手边的工具往往会决定所从事的工作。即，一个熟练使用锤头的人可能指挥想到需要使用钉子的项目。经济学和经济的未来发展难以预测。应该避免产生经济学和经济思想永远有效的想法。一些经济学家企图融合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将两种传统合并为一种更统一、更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制度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仍非常活跃并且有可能主导经济学。在几个前沿领域还有一些对正统经济学并不满意的经济学家团体。如新奥地利学派，拒绝将经济学数学化和遍及主流思想大部分的效率的静态定义；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体长提高产量和刺激生产率增长的各种政策，反对严格的货币主义；传统的制度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处于守势，但仍在努力使他们的思想正规化和普及化。
经济学随想科学诞生于哲学，并逐渐演化为独立于哲学的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经济学是否科学化与其是否能解决面临的经济现实问题没有必然联系。凯恩斯开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19世纪以前的人依然面临政府调节经济的问题。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面对客观规律，用什么手段也无法违背。20度的室温下，冰会自发化成水，水却永远无法自发结成冰，换谁来用什么方法也无法改变这一点。经济学则不然，所有的经济规律只是经验规则，换个条件现象就会改变，吉芬品、奢侈品之于供需理论，滞涨之于菲利普斯曲线，新兴市场危机之于利率平价理论，A股之于有效市场理论等。最可笑的是，无论各种理论推导如何精妙，其基本假设往往在现实中部分或完全无法满足，谁能永远去研究一个“真空中的球形猫”呢？用科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与用其他方法研究经济问题，并无根本优劣。科学擅长归纳，但在经济问题上容易过度归纳，仍然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去处理边界和适用条件问题。用迭代法（如诸子百家之思想，16-19世纪西方经济思想，或单纯现代通过事实积累形成的经验，比如撒币解决经济危机，比如90年代的双轨制，不知道如何概括，暂称之为“迭代法“，或者摸着石头过河）解决经济问题，其解决的步骤依然是观察现实、寻找解决思路、试错、迭代，直到问题解决。经济专家既预见不到危机，也解决不了危机。以上这些并非抹杀经济学的作用，只是指出经济学的适用范围及发展方向。经济学发展到现在，最宝贵的并非其提出的理论规律，而是积累的处理现实问题的经验及理性态度。理性与科学的区别在于，理性是完全针对现实条件进行的优化选择，而科学试图将其升华为超越性（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经验。当然，科学最初的目的和手段也是理性的，只是在当代，或在部分学科领域有向超验化发展的倾向。如果真到了那一步，科学又和神学有何区别？如何保持经济学的理性态度？最重要的是以客观事实为准绳。如何衡量经济学学问做得好坏？最重要的是能否发现有价值的经济问题，以及能否解决这些问题，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除此以外，都是外在因素。能否用到高深的数理模型和计量方法，能否发表顶刊，能否参加重要的学术会议，无一例外都是外在因素。谨记。
经济学与经世济民（杂谈）经济学的经济二字取自《抱朴子·审举》——“故披洪范而知箕子有经世之器，览九术而见范生怀治国之略”，意思是使社会繁荣，百姓安居。可见在中国，经济学含有厚生、惠民的人文主义思想，是一种兼具价值导向和工具导向的学问。英文单词“economy”源自希腊语“oikonomia”，“oikos”是家庭，“nemein”是管理，合在一起就是管理家庭或家庭管理员，主要是管理私人事务，特指对开销方面的管理。该词首次使用于15世纪，可以看出其中并没有任何明确的价值倾向，主要是一种管理技术。今天的中国语境下，经济多了单纯作为管理技术的含义；英文的economy也包含了政府宏观调控和构建社会福利体系的价值导向，这说明东西方在文化交流中也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当然，严格说来，“economy”含义中关于价值取向的演化并非由东方文化输入所致，而是随其社会发展内生出现的。但观察21世纪的世界经济史，不难发现中日韩等东方国家对经济管理的思想也越来越被西方认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西交流促进了双方词汇的演化也不算过分。东西方之差异于一词之义尚如此，而况语言背后的整个社会体系。简言之，宗教上，欧美信仰基督教之一神教，虽文化部分继承于希腊文化，但希腊神话之多神教思想却并非主流，正如盘古、女娲等神话体系并不直接影响中国传统意识形态，而中国则在文明早期就破除宗教信仰，成为世俗国家；思想上，西方宗教信仰导致其衍生出对绝对客观或绝对理性的认同，对超验的彼岸世界的追求，中国人则打心眼里相信万事万物的尺度是人，只有能在人间衡量的价值、目标才是值得推崇的；政治上，西方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一直存在双头统治，即神权和王权共治，又由于地理、历史等环境所限，在多数历史时期均维持多国并存的博弈状态，形成以规则和实力为约束的松散联邦政治，中国早在秦汉时期完成政治统一，构建了以天子为核心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治，并形成以等级和礼节为约束的朝贡政治；经济上，西方分裂的社会导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生产生存必须的全部物资，因而不断追寻对外贸易，并逐渐诞生了与之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自秦汉统一以后长期处于农耕文明阶段，重农抑商，自给自足，逐渐闭关保守，直至被西方船坚炮利带入现代社会。东西方的这些差异固然是由于长期历史传统演化所形成的，但我以为只是由于初始条件和演化过程不同带来的认知视角区别，就像直角坐标系和极坐标系间的区别。随着双方逐渐迈入共同的现代社会，这些差异会逐渐弥合，诞生出基于现代社会的共同文化体系。不同文化/文明的相同点在于，都要基于现实寻求满足自身发展的最优目标和方法。随着双方在现实世界的交集越来越多，交流越来越密切，对互相之间想法了解越来越深入，也会取长补短，重新探寻更适合新环境的生存之道，并发展出新的更具共性的文化。在今天东西方矛盾与日俱增的时候，我们各自身上的优势将更加突出，各自的弊病也都更容易暴露出来。这种时候，有必要抛下过去的成见，取长补短，创建一种更适合现代社会的新文化，而非固步自封、敝帚自珍。我怀着良好的意愿揣测新文化可能具有以下特征：1.具有更强的政治和社会凝聚力；2.具有更好的自我纠错能力；3.具有更好的发展生产力的潜力；4.具有更宽容的氛围和包容性；5.能够倡导人类文明更好的发展和传承，而不是像今天一样陷入走向低生育率陷阱。当然，从历史角度来看，未来发展也并非总是向上走的，也会经历很多曲折和倒退，甚至即使出现符合上述特征的文化在诞生后也未必具有竞争力。但从长远来看，以上文化最终要占据人类文明的主流。这也是未来社会科学能够成为显学，体现其社会价值而非丢进故纸堆里或束之高阁的出路所在吧。
一、社会科学的范畴1.社会科学问题的性质实践导向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来源于什么？是凭空臆想的问题吗？还是社会活动中遇到的现实问题？当然是现实问题，也只能是现实问题。同样，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也是要为解决社会问题服务。一个完全抽象出的数学问题可能是美的，对它的研究无论能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都是值得称道的。但如果从一个完全抽象的社会问题，得到一个对实际毫无用处的解答，那它充其量只能为少部分人孤芳自赏，最终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魏晋玄谈便是这一类问题的典型代表。或有人疑问，经济学不也是抽象一类问题，列出模型，求得解析？这就混淆了经济问题和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例如，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最初级的厂商和消费者选择问题，固然花了大量时间和篇幅来对二者的偏好和现实约束做出假设，并通过一系列模型求导，得到解答。然而在这一过程中，较模型设定和其解答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经济问题的提炼。具体到厂商和消费者问题而言，其基本假定是在一个自发而有序的市场环境下，厂商和消费者如何做出理性选择以实现其目标最大化。通过模型推导得出的结论也只在满足上述假定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解答。试看，如果发生国际经济危机或贸易战，上述结论是否还成立？如果如苏联或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一样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上述结论是否还成立？因此，经济学教科书对这一经济问题的讨论充其量是非常局限的，把其中任意一个定语拿掉，其有效性将饱受质疑。将问题抽离只考虑方法，将有损方法的适用性，反之则不然。且不论中国古已有之“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物价调节思想，欧洲重商主义等经济思想的发展并不需要复杂的形式方法，即使在20世纪，张五常的《佃农理论》虽然未用任何复杂的数理模型或计量方法，但其对合约问题的把握，无碍其成为现代合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大有广泛运用数理或统计方法的趋势。不止于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管理学、历史学、新闻学等都或多或少能见到计量方法的应用，这固然与统计思想、计算技术等的发展有关，但不应忽略的是，这些学科都是以实际问题为纲，辅以统计手段进行解答。有限理性社会科学的研究乃依赖于有限理性进行解答，这是由其问题性质决定的。其一是社会系统充满变数，其二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本有限。关于社会系统充满变数这一点，从根本上限制了对问题做出完全解答的可能。做一类比，如果要研究一个小球的运动轨迹，只要知道小球的状态（位置和速度）及施加在小球上的外力，研究两个小球，与此类似，但是从三个小球开始，由于三个球互相之间的互相作用，即使把某一时刻所有信息全部给定，也没法从根本上预测这三个小球未来无限远的轨迹，这在物理学上称为三体问题。三体问题揭示了自然系统的混沌特征，是一种自然系统普遍存在的性质。对完全机械的自然世界，当系统足够复杂尚且无法完全预测未来，若再加上随环境变化衍生出来的人类性格、文化、道德乃至非理性等因素，则从根本上是无法对任何社会问题进行完全精确的解答的，幸而绝大部分问题也并不需要这种程度的解答。解决社会问题的成本有限，是社会问题的现实性。例如，英美等国实行民主体制，总统选举则需要让所有具有选举权的公民参与投票，以决定哪位候选人对国家具有统治资格。一人一票参与选举，无疑耗费甚巨。但因为事关国家治理，且要为一众小弟做表率，则这样的成本仍是必须承担的。若是仅为在正式选举前了解民意，则选取部分民众做抽样调查即可。虽然目标都是了解民意，但因为这二者问题性质不同，则对应成本也是不同的。甚至同样办法，在不同国家也不可普遍适用。如同为选举，在非洲等国其民尚不能温饱，如何参加选举？或如南美、印度及军阀时期的中国，腐败贿选，暴力强制之下，选举又如何真能反映民意。事有大小轻重缓急，对大问题用小办法，则必不能得到应有的回答，对小问题用大办法，亦将奢侈浪费，减少用于解决其他问题的资源。社会系统的混沌性限制完全解答的充分性，社会问题的现实性则限制了完全解答的必要性，因此，社会科学的研究不必要也不可能在完全理性的条件下进行。做一类比，社会科学与统计学的相似性大于数学，在于其提供对问题各种可能性的探讨，特别是最希望出现的结果和最可能出现的结果。路径依赖由于社会问题的提出脱胎于社会现实，又依赖于有限理性，则其解决也存在路径依赖，而绝不可能突飞猛进。路径依赖，包括对内在动力的依赖，对外在环境的依赖，及对长期适应某一环境的心态依赖。例如，中国历史上对中央集权的依赖首先脱胎于治理水患及应对游牧民族入侵的现实需要。在经历了统一秩序下生活安定、物阜民丰的好处后， 历朝历代人民会本能地追求这种状态，终于使得五胡乱华、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割据状态成为非常态，而使汉唐宋元明清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而欧洲各国，特别是东南欧及北欧诸国，历史上无法生产自己所需的全部财富，主要通过航海贸易或掠夺积累财富获得物产，因而国家只是庇护其贸易和劫掠行径的遮羞布，民众自然也不存在追求大一统国家的动力了。这首先从内在动力上说明了两地长久以来社会及国家观念差异的原因，而外在环境的改变则蕴含了当今社会发展形态趋同的逻辑。自17世纪以来，工业化、商业化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跨国贸易成为国家发展进步的主要手段。在19世纪前自由主义蓬勃发展的时代，全球市场远未饱和，因而欧洲列强完全可以以自身国力跑马圈地，疯狂扩张，维持长久以来小国寡民的国家形态。然而自20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均被纳入商业版图，未开发的处女地所剩无几，国家间的竞争日趋激烈，这就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维护国家利益，参与国际博弈。正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诸国发现在全球舞台上想要获得足够的空间，仅凭各国单打独斗已经无法实现，才开始组建欧盟以获取更大的话语权。这一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让欧洲诸国人民接受一个统一的欧洲有违其历史传统，但却又是当今时代不得已的趋势，因而欧盟发展之路注定充满波折。无论是英国脱欧，爱尔兰脱英入欧，都是这一大势的脚注。相比之下，中国虽然起步较晚，但凭借全国一盘棋实现了后发先至，在国内经济和国际话语上均有赶超之势。在这一视野下观察未来世界的发展，在没有大的技术进步前提下，存量博弈的世界比拼的一定是各国整合国内资源，争取国际话语的能力。这方面中西世界各有所长，但双方一定最终学习对方长处而变得越来越像。2.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递归法JFK老师的推演法附件是快乐的积分3.社会科学的评价标准逻辑自洽尽快立法精神的行之有效发士大夫时代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系和区别基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问题上的根本差异，二者的研究方法和评价标准也存在区别。现简述如下1.研究问题的异同2.研究方法的异同3.评价标准的异同三、如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1.提出问题指定问题自主问题2.列出研究条件和限制研究条件（人手、资金、物质资源、时间）研究限制（政治、法律、伦理、资源、可行性）3.确定研究目标和方法研究目标研究方法4.开展研究5.研究应用理论洞见（研究指导）现象把握（对实际情况的了解）实践指导（用于指导具体行动）6.效果评估和研究回顾对研究成果的评价（遵循第一部分的基本原则）研究回顾
我们这个世界（四）——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我们这个世界（四）——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乱花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敌人是生产过剩，除了内部消化外，唯有转嫁危机方能度过难关。此前一系列文章（我们这个世界（一）、（二）和（三））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轮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尾声进行了注解，意在提醒读者中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以及可能的破局之道。然而，随着稳流逐渐变为紊流，理性分析日渐吃力，需要观察的变量也呈几何级数增加，最终导致局势无法判断。前文提到“人心向背也可能在越过某个极点后喷涌而出”，没想到这个极点来的如此迅速，仅仅过了半年，美国时间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在竞选集会上遇刺为这个时代的终结正式画上句号。这意味着美国肆意对外转嫁危机的实力已经消退，今后的世界舞台上少了一个至高的王，多了一个三思的诸侯。今后的剧本不难料想：无论特朗普是否成功当选，美国都会在孤立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曾经的秩序轰然倒塌，天下诸侯并起，各显神通，贸易保护盛行，以邻为壑成为新的潮流。当然，全球化解体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但局部的、一时的结盟或贸易促进无法改变大局，这终将触及到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债务。伴随贸易全球化的，是债务的快速扩张和逆向分布——正如中国加入WTO之后，各行各业高歌猛进产生了天量的产品和地方债务——这些债务某种程度上又与经济发展负相关，越是经济发展好的地方，其周转率越高，越容易积累盈余（当然，前提是能够合理控制债务，不会过度激进扩张），而经济欠发达地区，其盈利增长难以覆盖债务增长，导致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当经贸体系顺畅，经济增长平稳之时，即或有些地区欠债，但只要能维持经济继续运转，人们总有各种办法保持和睦。但当午夜来临，歌声戛然而止时，曾经的债务就会露出狰狞的獠牙，逼迫着人们针锋相对。若有中国这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居中调停，妥善安排，尚或有机会维持社会正常运转，让放贷者暂停催收，让欠债者有喘息之机，双方从长计议，最终度过难关。但丛林世界恐怕无此环境，背负外债者若是无论如何还不清，其最优策略就是抵赖，放出贷款者的最优策略则是步步紧逼。双方最终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凭拳头说话。贸易越是停滞，债务越是失衡，则矛盾越是激化，最终导致世界大乱，两次世界大战起因皆是如此。往后是否一定会引发世界大战？也未必，但前提是产能和债务一定要出清。这一过程即使不经过战争，其过程也必充满痛苦。花非花但退一步讲，这仅是身在局中人的无奈应对，而非必然解决之法，或者说，以上仅是均衡理论下的解决之法，或存量博弈的解决之法。破局的关键在哪里？生产力。随着社会阅历越来越丰富，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句话的感悟也越来越多。若说中国历史不曾进步，只是在治乱循环中反复碰壁，一定是不准确的，只要看看两千年间我们这片土地上养活的人口持续增加即可反驳。但若说过去两千年间社会的变化不如最近一百年，的确无可辩驳。为何？过去两千年间，我们能够利用的能量来源仅有生物能和少量的机械能，因而虽然人口总量增加，但人均能耗长期保持在极低水平，甚至仅在勉强饿不死人的贫困线上挣扎，如此一来，社会发展仅保持在一个极低的线性增长上。甚至一遇到外部天灾或社会动荡的冲击，就形成了治乱循环。近一百年来化石燃料的开发、储存和利用，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近乎无穷无尽的动力。当然，目前在人类能源利用谱系中的还有水电、风电、太阳能、核能等其他形式的能源，甚至这些能源的使用范围还在扩大，但这些并未形成质变。好消息是，人类对提升生产力能够推动社会和文明进步这一基本事实已经达成共识，也是所有发达国家都在坚持投入的事业。坏消息是，目前人类的生产力已经逐步达到瓶颈。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已经在全球开花结果。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没有哪项创造性的发明能够从根本上大幅提高人类的生产力。有人认为，区块链、超算、AI、无人驾驶、电动车这些部分或全部的新技术是具有革命性创新的。我无意争辩，但在我看来，这些更像是从4G到5G，或是iphone4s到iphone15的进步一样，是锦上添花，而非开天辟地。在我看来，生产力的提升也是有不同等级的。最高等级的生产力进步是拓展能源利用边界，即对能源利用范围、效率的极大提升，如可控核聚变，或对海洋能源开发（根据目前已知的信息，海底存在大量锰结核，可用作能源和矿物原料，以及可燃冰），或规模化开拓其他星球乃至恒星的能源和资源，它能够从根本上提升人类的能源使用等级，容纳社会大规模扩容，并促进文明长足进步；次一级的是对已有能源利用方式、生产技术的优化和开拓，例如太阳能电池的优化，油田的勘探开采，兴修更多的水利、风电设施，这些虽然没有拓展人类的能源利用边界，但基于目前已有的技术和能力也能为社会提供更多能源和资源，并且其中的绝大多数方式并不具有排他性，完全可以为人类共同所有。当然，我在这里仅仅列举了能源利用效率的例子，其他对社会生产力提升的技术、组织行为模式并未提及。当生产力有显著进步时，能够推动人类社会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生产过程不断扩大、各类需求稳步增长，因而逐步消化已有产能，维持经济增长。这也是“用发展的办法解决问题”中蕴含的智慧。花仍是花回到现实中来，避免社会存量博弈导致贸易萎缩、暴力冲突渐起的最好办法就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或者说，创造新的需求，而创造新需求的根基是生产力的进步。之所以没有完全看空未来，一是由于人类天性的乐观，二是由于目前新技术的诞生虽然无法达到生产力跨越的级别，但仍存在着显著的国别、代际差异，因此其扩散仍能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一定动力，三是由于社会本身的惯性，导致观念、决策的传递存在延时。但抛开纷乱复杂的表象，应当看到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正在逐渐熄火，新的增长动力尚未涌现，增量蛋糕越来越小，存量博弈愈发激烈，各国的保守倾向正在抬头，全面右转也只是时间问题。我辈究竟是守护日渐衰败的花朵，还是寻找壮阔的青青草原，有赖每个人做出选择。
我们这个世界（六）基本上来说，理工思维人眼里的世界是一系列稳固的实体构成的坐标，所以他们的眼光坦诚而坚定。而社科思维人眼里的世界是一群不同立场且随时变化的人交织而成的网，所以他们面带笑容内心涌动。重要的是，在自然世界里，现在到不了的彼岸并不可怕，因为有原理做舟，彼岸只是时间问题。但在人的世界里，哀莫大于心死，所以聪明一点的障眼法从来都是望梅止渴，棍子上的胡萝卜。远到百家争鸣，近到二战后的世界秩序，伟大的思想家织梦，次一级的思想家争霸，最低级的作威作福。无它，高级的共同富裕，低级的损人利己，但没人想让自己的利益受损。行动上，社科思维最大的益处是循序渐进，做法是攻心为上，推箱子，依据是利诱为主，等人们习惯以后再辅以习俗教化。当然，实际呈现出来的可能是反者道之动。
我们这个世界（五）我时常有一种使命感，觉得要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当然，换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贪心——要在世界上留下点什么。但是，我自小就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做体力劳动，运动员、警察、消防员是没什么指望了。我也不勇敢，从小怯于跟人打架，也不是说一定打不过，但遇到可能会打架的场合，我一定躲得远远的，也不像有的小孩面对外人能够据理力争，无论是比自己大的大人还是不认识的其他小孩。我身手也不够敏捷，虽然从小喜欢踢足球，但跑步、跳高、跳远这些都不擅长，组装类的手工玩具我也没有什么天赋。个性也不够灵活，没有经商头脑，也没有组织能力，长大以后更是对人多的所有场合避之不及。所幸我从小喜欢读书，总体上也算比较善于读书，时常成为“别人家的孩子”。如果按照魔兽中的分类，我觉得我属于不折不扣的“智力型”角色。再进一步仔细推敲的话，在智力方面，我也更类似于哈耶克所说的“模糊型”头脑。即，知识在我头脑中并非条分缕析、分门别类的各归其位，而是经过大脑消化之后形成一团糊糊一样的东西，一种模糊的概念。这导致我并不擅长应试考试，因为我总会把不知道在其他哪里看来的知识和所要考试的内容混为一谈，在真正需要展开回答试题内容的时候，又往往拙于辞藻，无法条理清晰地复述课本上的知识点，只能凭借头脑中的理解笨拙地挤出一两句。在中小学知识点比较松散的时候，这一点并不显著成为缺点，但上大学以后，我发现随着学科甚至科目壁垒愈加森严，我越来越无法适应这样的学习模式。于是，我便放弃在读书上精进，只随兴趣随意读一些。既偶然做了现在的行业，便要思考接下来的人生如何度过。与其等想好了再记下来，不如每日随手记录一些感想，也便于厘清思路。
我们这个世界（三）——晦明变化不终朝，倏阴忽晴状莫描
我们这个世界（三）——晦明变化不终朝，倏阴忽晴状莫描临渊俄乌战争已近两年，回顾前言（我们这个世界（一）和（二）），除速战速决误判外，各方表现几如预料。正如当时判断，不论世界哪个地区引起战争，最终漩涡将席卷各方，皆难独善其身。昨日之俄乌，今日之巴以，明天又会是谁呢？我不知道。不过，中美最终也难免会卷入其中吧。再结合当时提出的内外应对之策以及这两年的形势变化，看看我们行进的轨迹。总体而言，成效有之，不足亦有之。对内，探索新增量，新能源汽车行业如火如荼，华为、小米等一众龙头下场参与造车，特斯拉这只泥鳅终究搅翻了国内市场的池子，AI战场激斗正酣，光刻机、芯片、AI一个个行业开始斗法，光刻机和芯片我们已经有所进展，AI和高端芯片上仍有待追赶，生物医药暂时遇冷，国内目前的思路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虽然研发暂时跟不上，但通过医保集采先让大多数人能够享受更好的医疗健康；维护存量短板，房地产经过几年收紧，今年迎来一系列呵护，各种放松限购、限价，同时对龙头几家公司该震慑震慑，该敲打敲打，力求形势平稳，对地方财政和债务，从年底开始大幅增加投资预算，预防债务风险扩散，以时间换空间，制度民生上也做了一些改善，让几年疫情造成的经济创伤有所缓解。但当前大家长式的作风也带来一些问题，对某些行业的突然打压给市场带来不确定性，让经济恢复更加艰难，而对股市造假和违规的纵容又给市场信心造成打击。虽然非常时期采取非常举措总体上无可厚非，但明明可以采用更加怀柔的手腕和更加细致的调控，让社会能够充分理解并接受，有利于抚慰低迷时期的人心。言尽于此，不做更多讨论。反观外部，首先是和美国继续拉扯，美国的优势有二，一是依然拥有最先进的科技、金融和外交实力，二是局势上，推动经贸去中国化，以及地缘上鼓动韩日印及东南亚诸国营造外交摩擦，但美国的劣势也有二，一是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割裂，政策延续性受到严重制约，且无论拜登、特朗普或是其他什么人上台，对此都无能为力，二是外部政策空间日益掣肘，拜登撤离阿富汗带来的权力真空正日益被其他势力填补，对俄乌战争的支持半途而废，又被卷入巴以冲突中无法自持，对整个欧亚大陆腹地的影响快速消退，这是无论对中国周边进行多少围追堵截都难以弥补的战略失误；其次是和美国盟友及其他战略伙伴的勾兑，这部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此消彼长，暂时还难以有明确且清晰的前景，日本自安倍被刺以来失魂落魄无所作为，韩国尹锡悦则极度舔美，东南亚诸国如野草一般随风飘摇，态度暧昧不明，随时变化，印度在边境上被教训后只敢口嗨，但心里依然不老实，和欧盟的贸易时好时坏，澳大利亚的新总理倒是缓和了和中国的关系，在中东诸部落中落棋谨慎，缓慢增强影响力，南美阿根廷和巴西冰火两极。中美矛盾的核心依然是台湾，双方都在蓄力暗暗较劲，等待真正出手的那天。观澜流体力学中有个概念叫“湍流”，对于做力学分析的人而言是个很讨厌的对象，因为无法单凭理论去推导其前因后果。世界局势也有诸多湍流，是靠逻辑分析无法解决的，其中的一点火星，或者几句妄言，都可能导致局势产生难以预料的巨大变化。局势的晦明变化并非一蹴而就，人心向背也可能在越过某个极点后喷涌而出。因此，与其费尽心机收集各种数据、做出各种推演，不如见招拆招，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思空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我们这个世界（三）——化解危机的另一种可能，内部消化要化解生产过剩的危机，除了向外转嫁，还有一种方式是内部消化。本文简单探讨一下这种方法的思路和难点。无疑，与向外转嫁危机相比，内部消化这条路要困难得多，也要痛苦得多。这是因为，首先需要决定的一件事是，对于过剩产能，砍谁留谁。这既是一个存量问题，也是一个增量问题。所有的生产者，其诉求都是不断扩大产能，提升销售，增加利润。既然市场存在产能过剩，说明要么市场上的玩家太多了，要么玩家的产能太大了。这些玩家，有些是已经在市场上长久存在的，有些是受超额利润感召新加入市场的，他们的技术或先进或落后，他们的关系或深厚或浅薄，除了那些既没有技术，又没有关系而完全不能在市场上立足的，或多或少都有些立足于世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并不能简单换算或以某种形式互相代替。例如，不能简单因为某家新进入市场的公司生产率高，产品质优价好，就允许它自然淘汰市场上的其他玩家，因为其他玩家可能关系国计民生，具有某些行政/自然垄断的优势。那是否可以按照关系亲疏决定去留，也不完全可行，一是因为既然是关系，那就牵扯到和谁的关系，和中央关系好的未必和地方关系好，和A地关系好的未必和B地关系好，一旦牵涉到人，不得不选择立场，但立场问题千人千面，最终不仅问题可能解决不好，还有可能产生更大的矛盾，二是按照关系，可能导致资源错配，低效产能获得更多资源，最终所有人利益受损，如八旗官兵从大清先锋军退化为提笼遛鸟之辈。中国式的实用智慧善于在二者中取其长者，然这一过程颇耗费心力，且对分配者的智慧要求颇高，一旦智力或道德水平不足，便可能罔顾大众利益中饱少数人的私囊。对此，要补充几句。说起讲关系，很多人会嗤之以鼻，以为上不得台面，这种想法大错特错。讲关系，不是台面下一小撮人“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是扎根于趋利避害之人性之中无法抹去的“基本假设”。谈到“基本假设”，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想到“理性人”假设，然而经济学的“理性”仅着眼于经济理性，这无疑是对人类“理性”的庸俗理解：人之天性当然是自私的，但这一自私首先并不局限于个人层次，人会自愿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集体，为了自己的族群做出牺牲，以获取群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些例子简直不胜枚举，故在此不再赘述；其次这种自私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二战后，美国马歇尔计划为各国重建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从经济角度这一举措并无直接得利，甚至可能培育潜在的竞争对手，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下，维护世界的繁荣即是维护美国自身的领袖地位，因而这一举措并不能单纯地视为高尚的无私援助，类似的，美国出兵“维护”中东产油国和平，98年经济危机下对韩国提供经济援助，这些行为其本质当然是自私的；最后这种自私不局限于一时之得失，例子略。以为人的理性就是把所有商品标出价钱，然后以最少的代价挑选价钱最高的商品（组合），只是由于经济学试图将其内涵以数学的华丽外衣包裹其中的拙劣把戏，对于深入理解今日之社会显然是有失偏颇的。而关系，是利益格局的一种动态体现，是较“理性人”更真实的人性刻画。讲关系，并非任人唯亲，那将面临可能失却更大利益的陷阱。在我看来，讲关系是基于过往存量和当前增量表现的综合决策评价依据。举最简单的例子，厂商从几家供货商采购原料时，通常讲关系都包含一个前置条件：其他各方面条件均等的情况下，选择关系更好的那个。这就意味着，选择“关系好”的供货商，他过往的良好表现让厂商降低决策成本，有更大的信心在未来合作中收获良好的体验。由此，可以合理推知，在与合作对象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只有提供比与合作方有合作历史的竞争对手更优质的服务/更优惠的价格，才可能获得同等的合作机会，而当与对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后，这种关系也将成为一种护城河，以帮助抵御其他竞争对手。当然，以传统经济理性，仍可以从交易成本角度解释这一问题，但当这一问题做进一步延展时，情况就起了变化。考虑二桃杀三士的现代场景——一家巨无霸厂商的供应链管理问题。一家巨无霸厂商可能从多家供应商进口零配件/原材料，即使其中的某一家或某几家供应商已经能够提供市场上最优质的产品，厂商仍然可能另辟蹊径，发展或培植额外的供应商（这新的供应商可能在产量/质量上都并非优选），甚至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更改零配件/原材料的规格。从交易成本来讲，这样的选择并非最优；从博弈角度来看，这些厂商最优的选择就是持续为厂商提供最优服务，因而厂商也没有必要打压供应商。那厂商为何做出这种选择？在既有利益格局中，厂商完全可以享受已有供应商的最优服务而不做任何改变。然而，现实是会发生变化的，利益格局也是会变的。今天只有一家巨无霸厂商来吸收供应商的供应，难保明天不会出现另一家巨无霸抢走自己的市场乃至供应商。因此，厂商通过打压和折腾供应商，长久保持自己在既有利益格局下的优势地位，并将众多供应商紧密捆绑在既有利益格局之上，才是真正对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正说明，掌握关系实质是掌握了一种利益格局。带着这种观点再来探讨最初的问题。首先排除两个干扰项，对于全新发展的行业，由于还没有形成稳固的利益格局，因此中央政府不必做过多干预，任由市场调节即可，对于完全失去活力的行业，由于已没有必要维持任何利益格局，因此中央政府也不必做任何干预，任由其自生自灭即可。真正需要衡量的是处于“成熟期”的行业，已经存在既有的利益集团，但仍有新加入市场的玩家，这些玩家既可能是没有任何生产效率提升，但从属于不同的平行利益集团，也可能是能够提升生产效率，但还没有归属于任何利益集团或归属于较弱小的利益集团。产能过剩意味着不允许这些玩家全都存在于市场上，解决方法既可以是听任这些玩家自由发挥，也可以是通过宏观调控主动清理。从效果来说，选择前者意味着各自仍将盲目扩张，并在较长时期内互相搏杀，形成最终的稳定局面，选择后者即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清理多余产能，时间短见效快。在危机尚不严重的时期，两种方法均适用，影响各有千秋。而当危机来临，选项大量减少，中央政府将被迫做出快速应对。此时决策，一是要有底线思维，保证不能发生灾难性后果（按严重性从低到高：摧毁整个行业/摧毁整个经济系统/摧毁整个社会运转），二是要维持甚至优化利益格局，既要保证效率也要维护公平。其次，对已经走向危机的社会，其财富存量也已失衡，如何实现存量财富的再分配，是更艰巨的问题。要化解危机，核心思路也是从这两方面入手。对于已经积累的债务问题。对于就业和社会民生问题。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