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世界（三）——化解危机的另一种可能，内部消化
要化解生产过剩的危机，除了向外转嫁，还有一种方式是内部消化。本文简单探讨一下这种方法的思路和难点。
无疑，与向外转嫁危机相比，内部消化这条路要困难得多，也要痛苦得多。
这是因为，首先需要决定的一件事是，对于过剩产能，砍谁留谁。这既是一个存量问题，也是一个增量问题。所有的生产者，其诉求都是不断扩大产能，提升销售，增加利润。既然市场存在产能过剩，说明要么市场上的玩家太多了，要么玩家的产能太大了。这些玩家，有些是已经在市场上长久存在的，有些是受超额利润感召新加入市场的，他们的技术或先进或落后，他们的关系或深厚或浅薄，除了那些既没有技术，又没有关系而完全不能在市场上立足的，或多或少都有些立足于世的优势。但，这些优势并不能简单换算或以某种形式互相代替。例如，不能简单因为某家新进入市场的公司生产率高，产品质优价好，就允许它自然淘汰市场上的其他玩家，因为其他玩家可能关系国计民生，具有某些行政/自然垄断的优势。那是否可以按照关系亲疏决定去留，也不完全可行，一是因为既然是关系，那就牵扯到和谁的关系，和中央关系好的未必和地方关系好，和A地关系好的未必和B地关系好，一旦牵涉到人，不得不选择立场，但立场问题千人千面，最终不仅问题可能解决不好，还有可能产生更大的矛盾，二是按照关系，可能导致资源错配，低效产能获得更多资源，最终所有人利益受损，如八旗官兵从大清先锋军退化为提笼遛鸟之辈。中国式的实用智慧善于在二者中取其长者，然这一过程颇耗费心力，且对分配者的智慧要求颇高，一旦智力或道德水平不足，便可能罔顾大众利益中饱少数人的私囊。
对此，要补充几句。说起讲关系，很多人会嗤之以鼻，以为上不得台面，这种想法大错特错。讲关系，不是台面下一小撮人“见不得人”的勾当，而是扎根于趋利避害之人性之中无法抹去的“基本假设”。
谈到“基本假设”，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会想到“理性人”假设，然而经济学的“理性”仅着眼于经济理性，这无疑是对人类“理性”的庸俗理解：人之天性当然是自私的，但这一自私首先并不局限于个人层次，人会自愿为了自己的家庭，为了自己的集体，为了自己的族群做出牺牲，以获取群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些例子简直不胜枚举，故在此不再赘述；其次这种自私不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利益，二战后，美国马歇尔计划为各国重建提供大量经济援助，从经济角度这一举措并无直接得利，甚至可能培育潜在的竞争对手，然而在雅尔塔体系下，维护世界的繁荣即是维护美国自身的领袖地位，因而这一举措并不能单纯地视为高尚的无私援助，类似的，美国出兵“维护”中东产油国和平，98年经济危机下对韩国提供经济援助，这些行为其本质当然是自私的；最后这种自私不局限于一时之得失，例子略。以为人的理性就是把所有商品标出价钱，然后以最少的代价挑选价钱最高的商品（组合），只是由于经济学试图将其内涵以数学的华丽外衣包裹其中的拙劣把戏，对于深入理解今日之社会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而关系，是利益格局的一种动态体现，是较“理性人”更真实的人性刻画。讲关系，并非任人唯亲，那将面临可能失却更大利益的陷阱。在我看来，讲关系是基于过往存量和当前增量表现的综合决策评价依据。举最简单的例子，厂商从几家供货商采购原料时，通常讲关系都包含一个前置条件：其他各方面条件均等的情况下，选择关系更好的那个。这就意味着，选择“关系好”的供货商，他过往的良好表现让厂商降低决策成本，有更大的信心在未来合作中收获良好的体验。由此，可以合理推知，在与合作对象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只有提供比与合作方有合作历史的竞争对手更优质的服务/更优惠的价格，才可能获得同等的合作机会，而当与对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后，这种关系也将成为一种护城河，以帮助抵御其他竞争对手。
当然，以传统经济理性，仍可以从交易成本角度解释这一问题，但当这一问题做进一步延展时，情况就起了变化。考虑二桃杀三士的现代场景——一家巨无霸厂商的供应链管理问题。一家巨无霸厂商可能从多家供应商进口零配件/原材料，即使其中的某一家或某几家供应商已经能够提供市场上最优质的产品，厂商仍然可能另辟蹊径，发展或培植额外的供应商（这新的供应商可能在产量/质量上都并非优选），甚至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更改零配件/原材料的规格。从交易成本来讲，这样的选择并非最优；从博弈角度来看，这些厂商最优的选择就是持续为厂商提供最优服务，因而厂商也没有必要打压供应商。那厂商为何做出这种选择？在既有利益格局中，厂商完全可以享受已有供应商的最优服务而不做任何改变。然而，现实是会发生变化的，利益格局也是会变的。今天只有一家巨无霸厂商来吸收供应商的供应，难保明天不会出现另一家巨无霸抢走自己的市场乃至供应商。因此，厂商通过打压和折腾供应商，长久保持自己在既有利益格局下的优势地位，并将众多供应商紧密捆绑在既有利益格局之上，才是真正对其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这正说明，掌握关系实质是掌握了一种利益格局。
带着这种观点再来探讨最初的问题。首先排除两个干扰项，对于全新发展的行业，由于还没有形成稳固的利益格局，因此中央政府不必做过多干预，任由市场调节即可，对于完全失去活力的行业，由于已没有必要维持任何利益格局，因此中央政府也不必做任何干预，任由其自生自灭即可。真正需要衡量的是处于“成熟期”的行业，已经存在既有的利益集团，但仍有新加入市场的玩家，这些玩家既可能是没有任何生产效率提升，但从属于不同的平行利益集团，也可能是能够提升生产效率，但还没有归属于任何利益集团或归属于较弱小的利益集团。产能过剩意味着不允许这些玩家全都存在于市场上，解决方法既可以是听任这些玩家自由发挥，也可以是通过宏观调控主动清理。从效果来说，选择前者意味着各自仍将盲目扩张，并在较长时期内互相搏杀，形成最终的稳定局面，选择后者即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清理多余产能，时间短见效快。在危机尚不严重的时期，两种方法均适用，影响各有千秋。而当危机来临，选项大量减少，中央政府将被迫做出快速应对。此时决策，一是要有底线思维，保证不能发生灾难性后果（按严重性从低到高：摧毁整个行业/摧毁整个经济系统/摧毁整个社会运转），二是要维持甚至优化利益格局，既要保证效率也要维护公平。
其次，对已经走向危机的社会，其财富存量也已失衡，如何实现存量财富的再分配，是更艰巨的问题。
要化解危机，核心思路也是从这两方面入手。
对于已经积累的债务问题。
对于就业和社会民生问题。
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