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如果说《邓小平时代》是从西方学者视角对中国领导人和当代社会做出的观察，那么《论中国》就是西方政客（当然，也是政治学者）对中国当今社会的全面考察。特别是考虑到本书作者基辛格博士亲身经历中美建交至今的所有重大历史进程，并对毛泽东至今的所有领导人都有过接触，更增添了本书的参考价值。

本书与《邓小平时代》个人传记的写作方法有所不同，首先从一个西方人视角对中国文化、历史的独特性进行描述，并根据其中总结出的特征与当代政治生活现实进行比对，从而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因而，本书视野相对《邓小平时代》更加宏观，对几位主要领导人的对比也更让人印象深刻。

本书作者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菲尔特市一个犹太人家庭。1938年为躲避希特勒迫害举家迁移到纽约市，并于1943年成为美国公民。他1946-1954年间在哈佛大学就读，并获得政治学学士、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博士毕业后，他开始在政治学部的教学工作，多次参加对国际形势的研讨会，并参加美国政府举办的外交问题评议会，逐步于1968年成为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总统顾问，并于1973-1977年成为美国国务卿。对于中国人来说，1971年基辛格两度秘密访华打开了中美建交新篇章，成为人民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也因此常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同时，基辛格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建树颇丰，曾深度参与美国对苏联、东亚、东南亚、中东、南美等地的外交政策。

2022年5月26日，俄乌战争期间，基辛格在出席达沃斯论坛时，表示冲突将对欧洲稳定产生可怕的长期后果，理想情况下，俄乌战争分界线应该恢复到开战时的原状，意味着应该承认俄罗斯保留克里米亚。

统观基辛格的观点，整体上他主张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倾向于保持世界各国维持均势，并能够抛弃意识形态异见，从现实出发维护美国利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自然熟悉并易于裂解他主张的出发点，但抛弃意识形态的政策也令他招致左派人士的抨击。

基辛格不仅常年活跃于政坛，一生也著述颇丰。其本科毕业论文《历史的真义——关于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被其导师——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大师艾里奥特——评为最优。由于其论文长达377页，导致学校被迫制定了“基辛格规则”，限制未来大学生本科毕业论文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他的博士毕业论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累与和平问题，1812-1822年》，着重评述了欧洲古典均势学说，并奠定了其现实主义学派思想基础。基辛格著有《核武器与对外政策》（1957）、《复兴的世界》（1957）、《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展望》（1961）、《麻烦的伙伴关系：大西洋联盟的重新估价》（1965）、《白宫岁月》（1979）、《纪录在案》（1981）、《动乱年代》（1982）、《大外交》（1994）、《论中国》（2011）、《世界秩序》（2015）等。

可以看出，《论中国》和《世界秩序》成书于基辛格晚年，是其毕生思想的结晶，也代表了其对当今世界最深刻的认识。

《论中国》

第一部分 中国的特色及近代以前历史

本书可读性最强的一点是作者并非以零碎的外交事件为切入点将读者引入纷繁复杂、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舞台，而是首先着眼于从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总结出中国以及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然后再结合近代宏阔的历史进程作为现代各种事件的背景光谱，从而无论读者是否熟悉中国文化，都能了解本书叙述的视角。

作者在本书开篇即抓住中国历史的重要特点，一是统一的中央政府，“中国历史上战乱频仍，中央政府几度荡然无存，天下大乱。然而仿佛受一条亘古不变的自然法则的左右，中央政权每次垮台，都会被重建”；二是文化绵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虽欲究其渊源而不可得······中国人则不同，无论何时，他们似乎永远处于和今天相同的发展阶段”。作者认为这两点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光荣孤立”的文化意识，即“中国不仅是世界诸文明中的‘一个伟大文明’，更是文明的化身”，由此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与其说存在政治和领土的分界线，不如说是文化差异的分水岭。这种文化上的自尊自大由国家封闭所致，禁锢了中国人的思想，使中国人习惯性地以中国传统观念评判任何事情。

这一特点在国际交往上的体现就是，中国可以做到公正但无法做到平等。作者以英国与中国的交往历史举例，自18世纪晚期及其后的半个世纪中，英国作为当时西方文明鼎盛时期的代表在寻求与中国进行外交、贸易等方面的交流时始终吃瘪，英国人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与中国官方就外交问题达成任何实质性的磋商，其所有精力都用于适应中国自居“天朝上国”的繁文缛节之中，最终不得不以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作者也认为英国寻求在中国自由进行鸦片贸易是“可耻的”）。即便如此，自鸦片战争直至清朝灭亡，西方列强也无法扭转中国“天朝上国”的自我定位，由此导致了外交上一系列鸡同鸭讲的事故。

作者发现，即使处于颓势的清廷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对谋略的妥善使用使中国免于如印度或其他殖民地一样遭受“更大的灾难”，“从均势的角度看，考虑到（中西）双方力量的客观事实，中国几乎没有可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大陆国家存活下来。然而，中国虽然历经战乱，又遭到一波又一波的殖民侵略和国内剧变的冲击，但中国作为万邦之上国的信念始终如一。靠着这种信念，中国经过自己的奋斗最终战胜了困难······也许最令人惊叹的是，中国人几乎完全靠传统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作者认为，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欺侮所采取的战略方针是“挑动在华蛮夷互相争斗。负责办理洋务的官员分别在各城市以利相诱，有意请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分赃，以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防止任何一国独霸中国”。其实，仔细想来这一思路固然有点“阿Q”意味，但确实是当时局面下以最小代价以弱胜强的范例，与中国在强盛时期分化四邻的思路一脉相承。但必须要注意，这一方针能够实现，一是有赖于我国人民坚强的文化自信和凝聚力，二是中国的体量足够大以有适当的操作空间。

第二部分 新中国成立与毛泽东时代

全书着墨最多的是与中国建交的这段历史。带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作者对建国以来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回顾，并亲身参与到与中国秘密建交的历史进程中来。

作者首先对毛泽东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1949年，从农村奔涌的洪流席卷城市，它将中国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它的领袖是一位巨人——毛泽东······他建立了新中国，但之后把它引领上了一条使社会急遽动荡的航程。直到这段痛苦艰难的时期结束，中国才得以逐步地成功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中国是硕果仅存的（除古巴、朝鲜和越南之外）仍保持社会政治结构安然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

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政治理想是“大同”，这是一种混杂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的模糊的愿景，而并非是某种具体的政治制度，其目标是“破除古老腐朽文化的遗产以使中国重新焕发青春”，“要像原子一样将旧秩序彻底打破，同时动员人民爆发巨大的能量，推动中国取得更大的成就”，其手段却“不可避免地依靠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制度，包括治理方法上带有地一些封建色彩，把治国等同于德化教育”。

作者认为毛泽东在外交上虽然秉持“继续革命”的理论，但当中国的国家利益需要时，他可以不愠不火，从长计议；他采取的战略是利用国内和国际秩序中的“矛盾”，类似于中国传统智慧中的“空城计”，是一种性质为“进攻性威慑”的心理战。例如，面对美苏等大国核战争的威胁，毛泽东表现得泰然自若，公开宣称“不惧怕核威胁，不怕牺牲”，并成功使世界各国相信他并非虚张声势。

作者认为毛泽东制定外交政策的方法论来源于中国传统典籍而非马克思主义，如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孙子兵法、三国演义等，再加上其根深蒂固的现实主义，令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琢磨不透他的战略动机，从而使中国在国际上获得了与其真实实力不相符的地位，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成功。

作者仔细分析了毛泽东时期标志性的三大外交事件及其背后的战略和战术考量——朝鲜战争、与美苏对抗（严格来说与美苏对抗是整个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整体的对外策略，包含了两次台海危机、中苏分裂、对印反击战等一系列事件，而非单一事件，为叙述方便简称如此）、与美国建交。朝鲜战争的背景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赴苏联出访不欢而散，金正日在苏联默许下准备武力统一朝鲜半岛。朝鲜方面的考虑是美国不会允许共产党连续两次以军事手段夺取土地（韩国、台湾），因此迫切想在中国出兵台湾前完成战争。同时，中苏朝三方均判断美国不会出兵干预朝鲜半岛，甚至按照作者的说法，美国自己都未能就是否出兵朝鲜达成一致（书中原文为“美国国内关于关于美国对国际安全承诺的性质正吵作一团，从来没有想过要保卫朝鲜，北约也还在组建过程中。但当美国的决策者亲眼看到共产党进攻时，他们就把政策文件抛到了脑后”，唯一的证据是美国并没有制定关于朝鲜的军事计划，只是单纯宣布美国参战是为了抗击“侵略”。对此，我个人表示无法理解，或许美国此举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为了对抗社会主义阵营，但为此不远万里卷入另一个大国家门口的战争而没有任何实际利益，难道美国当时真是“人傻钱多”？此后的越战大约也有类似的性质，在论及作者认为的美国外交政策规则时再作评论）。此时，苏联认为一个统一的朝鲜有助于满足苏联远东海军的需要，因此表示支持，但又暗中怂恿金日成去找毛泽东寻求援助。由此，如果美国插手，则中国受到的威胁就会增加，不得不寻求苏联的援助，而如果中国对美国参战，也同样需要苏联的援助，如果中国不参战，朝鲜将倒向苏联，一箭三雕！斯大林以及任何研究军事的人大概都不会想到，以中国当时刚打完内战一穷二白、民不聊生的境况竟然敢和拥有大量现代武器装备和原子弹的美军对战。

作者认为，这场战争体现了毛泽东“进攻性威慑”与西方“威慑”的区别，西方理念认为先发制人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胜利和军事优势，而毛泽东认为先发制人主要的目的并非军事胜利，而是为了改变双方心理平衡——让对方在采取军事行动时不得不考虑可能面对的巨大损失，从而造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

当然，威慑能够成立也有先决条件，如果此次出兵失败或者成本过高难以接受，就不能实现预期效果。作者为此总结了中国战略的3个特点：精心分析长远趋势，仔细研究战术选择，冷静探讨行动决定。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内部也经过了仔细分析和长期讨论，在战略、外交、军事方面都进行了充分准备，最终做出出兵的决定。事实证明，这场战争确实收获了预期的效果，朝鲜半岛及整个东北亚地区此后保持了70多年的和平状态。

与美苏对抗发生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到一年，首先是毛泽东借第一次台海危机向美国发出军事挑战，同时，他开始在意识形态上向苏联挑战。这一次，毛泽东又没有选择传统的战略方针——寻求共同利益，而是反其道，对美苏之间交叉重叠的敌意加以利用。根据常识，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更加迫切需要休养生息，至少在美国方面如此——朝鲜战争结束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标志着美国国内秩序回归“正常”。然而，在毛泽东看来，台湾问题在美国的干扰下依然悬而未决——美国及其同盟不时提出承认“两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支持台湾政府为“真正的”中国政府，享有中国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席位。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第七舰队撤出台湾海峡，而国民党开始向金门、马祖增派部队并运送军事装备（事实上，金门、马祖及其他一些小岛离中国大陆非常近，离台湾却非常远，解放军在1949年曾对金门发动过进攻，但没能夺下该岛），毛泽东下令对金门、马祖发动大规模炮战。第一波炮击杀死了两名美国军官，以试探美国的反应。美国重新将3艘航母组成的战斗群部署在台湾海峡附近，并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但无意参与两岸的军事斗争，而中国也禁止部队攻击美军。中美双方在政治层面宣称军事对抗，但实际上更像一种心理战，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里。之后，双方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斗争，直到1955年3月美国宣布准备使用核武器，周恩来总理随后称中国愿意同美国和谈，并于一周后停止炮战，终结此次危机。从随后各方态度以及毛泽东自己的解释来看，中国敢于在完全没有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引发此次台海危机的目的主要有：第一，重申一个中国的主张，通过威胁岛屿来防止台湾切断与大陆的联系，使大陆保持随时让台湾不得安宁的能力，并防止出现“两个中国”；第二，将苏联引入战局，由于中苏当时还是盟友，一旦台海开战，苏联有义务对中国进行军事援助，而苏联被迫为了对自己毫无战略利益的小岛卷入核战争的风险，或者被迫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以减轻战略压力。

由此，又加深了中苏之间的隔阂。从意识形态上看，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展开了对斯大林的批判，并宣称要实现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世界“和平相处”，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号召社会主义国家要拿起武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从历史上看，俄国侵占了中国大量领土，斯大林在二战期间以牺牲中共利益为代价与蒋介石作交易，且斯大林和毛泽东首次会谈并不顺利；从现实问题上看，苏联的战略重心在欧洲，中国的战略重心在东亚，苏联试图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但毛泽东无意放弃战略自主权。最终，在1958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失败后，双方走向决裂。中国抓住此次访问机会，于三周后再次炮轰金门，开启了第二次台海危机。此次炮击依然是有节制的试探，一方面绑架了苏联，让世界以为中国获得了苏联的支持，一方面为了提升中国的影响力，是对美英部队进入黎巴嫩的反应，最后则是与苏联的竞争，宣示了中国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保持了警醒。一个月后，美国发表讲话，重申美国承诺“保卫”台湾，但并不认为中国此举是为了进攻台湾，中国也就坡下驴，宣布中国是为了把中美会谈恢复到大使级，美国做出正面回应，危机结束。同样的配方，同样的味道，中国以远弱于美苏的情况下自选时机完成了整场危机的导演，并取得宣传上的重大胜利，再次利用了美苏间的矛盾实现了战略目的。

与美苏对抗体现了毛泽东利用“矛盾”的战略思想。三国局面，通常的思路是正面联合一国以对抗另一国，毛泽东却反行其道，以两国的嫌隙去挑战其中一国。考虑到中国是最弱国的身份，能够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中左右逢源而不落下风，也是一种实力。但站在今日来看，该战略固然能保证中国不至于落败，却并不能帮助中国取胜，毕竟综合国力的差距依然是致命的问题。其后10年，中国先是开始了“大跃进”，随后又是“文化大革命”，国内结构发生重大变革，外交事务几近停滞。

60年代中期，中国内部陷入动荡，面对苏联方面的战略压力，中国虽然依然打着对抗美帝国主义的旗号，但事实上逐渐软化了对美国的态度，毛泽东邀请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但美国当时正忙于越战，无暇顾及中国态度上的微妙转变。而对美国，决策层发现越南战争数年不仅战争无法取胜，甚至还反映除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先天性道德失败，因此在尼克松上台时，美国不得不从越南撤军，为向世界表明美国仍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尼克松政府寻求与中国和解，以向美国公众表明，美国依然是世界领袖。由此，有了基辛格团队秘密访华并促成中美建交的历史桥段。有意思的是，面对中美恢复关系，中方在毛泽东做出评估后即可毫无压力地采取行动，而美方则由于受到政府内部制度、民众和世界各国压力不得不秘密行事。作者认为这是由于美国除了基于利益作为外交目的之外，还负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弘扬美国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观，即使有些时候这些价值观不能为美国带来实际利益，甚至可能有损利益。朝鲜战争是一个例子，越南战争是另一个例子，“尼克松提出即使在大部分美军撤出越南之后，也还要维持美国在亚洲的长期作用。不寻常之处在于，他声称这样做符合双方利益”，但实际上，对中国而言，美国的行为是一种殖民压迫的表现。

中美建交体现了现实主义色彩，虽然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有冲突，但是面对共同的敌人苏联，双方选择了携手合作。在中国方面，与美国合作的现实基础是对抗苏联，为此毛泽东可以提出“一条线”构想来作为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工具，即凡是受到苏联扩张主义威胁的国家“要搞”一条横线。同时为避免自主性上受到制约，中国选择与美国接触，但并不愿将其作为正式义务。

第三部分 邓小平时代与苏联解体

作者认为邓小平“给中国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靠个人积极性和坚韧不拔来实现现代化，对邓的印象是”言语辛辣、单刀直入，偶尔犀利反讽，不喜欢空谈理论而喜欢着眼于极度实际的问题“。

从作者视野来看，美国方面并未意识到在毛泽东之后中国权力交接是在何时以及如何完成的。一个例子是，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时，作者提到”我们的情报有误，他的复出并不是为了减轻周恩来的负担，而是奉命取代周恩来“。另一个例子是作者认为华国锋”表现出了中国高级官员会见外宾时必有的沉稳；相当熟悉情况，十分自信，只是不如周恩来娴熟，更没有毛泽东的辛辣讥讽。我们想不到他的消逝会像他蹿升一样突然“。而关于邓小平的上台，书中写到”从官僚政治的意义上讲，邓小平当时（1977年）的地位可谓十分不利······邓小平在政界和军界的职务虽得以恢复，但凭他的正式官位怎么说都还是华国锋的部属······邓小平之所以得势，是因为他几十年来在党内，特别是在人民解放军内部建立了关系，政治方法又比华国锋高明得多“。

这与《邓小平时代》中的相关记述遥相呼应。在《邓》书中，邓小平当时刻意避免造成公开分裂以引起外界形成中国政局不稳的印象，并在逐渐在党内获得多数支持，并取代了华国锋。这既可以套用孙子兵法”兵不厌诈，能而示之不能，不能而示之能“的理论来说明，也可以用中国历史上多如牛毛的真实例子加以佐证。当然，此处的”诈“并非战略欺骗，而应理解为我们一贯团结对外的传统。

在描述美国参加越南战争的目的时，作者写到”华盛顿抵制越南统制印度支那是出于威尔逊的全球秩序观——国家有自决权——也是因为它认为共产主义阴谋称霸全球“，反映出至少在作者眼中，美国制定政策时，不仅从利益角度出发，也从”价值观“上做出考虑。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谈到1979年越南形势时，美国认为出于国家利益有必要防止越南统一印度支那地区，但不应通过提供武器装备来支持柬埔寨波尔布特政府抵抗越南入侵，因为从人权角度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屠杀了大量当地人。作者认为，”美国对这件事的态度不是因为它无原则地只顾自身利益，也不是出于虚伪：卡特政府必须在战略必需和道德信念之间二选其一。他们决定，为了使道德信念最终得以实现，首先需要在地缘政治斗争中取胜“。又比如1989年，中美刚因互相配合挫败苏联对阿富汗的占领而关系尤为亲密，但当六四事件发生时，中国在美国媒体上立即成了专制国家的代名词，整个中美政经关系受到美国各政治党派的巨大压力，布什总统”不得不向北京领导人表达愤怒“，国会对北京实行惩罚措施，并将释放当时因言获罪的方励之作为缓和两国关系的前提。

以实际利益而言，在以上问题中，美国大可不必甚至不应采取这些措施，那么到底应当如何看待美国的行为：是承认其以推行”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而采取的不当行为，还是掩盖在普世价值旗帜下的霸凌行径？

作者提到了邓小平退休时留下的24字指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并怀着敬意揣摩这是对当时工作的具体指导，还是作为长久留存的箴言。这种揣摩当然是典型的西方式的疑问——对任何问题要做清晰明确的区分，无论是时间上、方式上还是对象上，而中国人当然不难理解这是一种更加抽象的指导原则，是针对当时的”势“而作出的训诫。”势“持续的时间可长可短，范围可大可小，总体而言是对较大范围和较长时间内的指导，只要”势“不变，采取的策略就不应改变，而只要”势“发生变化，策略当然也要及时调整。

第四部分 中美的合作与分歧

作者对20世纪90年代后的部分简略提及，当然和其已经离开政坛中心有关。这一部分的描写略显乏味，因为少了前几十年间中美两国在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留下的各种精彩局面，作者带着局外人的面具观察了中国后继的两任领导人——江泽民和蔼而精明，努力把中国引入新的国际秩序，恢复国际自信，胡锦涛在中国崛起为大国后维持了中国的和谐繁荣。无论哪个时期，美中关系都成为全球重中之重。

作者在这一时期关心的问题是中美之间究竟是走向对抗争霸还是和平共存，他希望或者认为中美之间最佳的选择是和平共存，最后一节的标题”走向太平洋共同体“反应了这种期望，但同时也认为只有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才能突破眼前的桎梏，带领中美两国走向光明的未来，而这条道路无疑困难重重。

《世界秩序》

由于时间紧张，我已没有精力通篇阅读《世界秩序》这本书。简言之，作者认为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诸多挑战来源于对各国应该遵守何种世界秩序无法达成共识，甚至于”世界秩序“一词本身也并非一种客观事实，因为并不存在一种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而只有不同区域间各自的世界观和”局部秩序“。若想将具有不同文化、历史和传统秩序理论的各个地区团结起来，就需要采取一种既尊重人类社会异彩纷呈的特点，又尊重人与生俱来对自由的渴望的做法。为此，理想的世界秩序应该既包含一定程度的自由，又拥有维护和平的秩序框架。该书探讨了世界上一些地区的秩序理念及其对近代演变产生的影响，简介如下

第一部分 欧洲均势体系

1618年，哈布斯堡王朝面临皇位传承问题，此前该帝国一直信奉天主教，而波西米亚贵族却主动将皇位让给了一位信奉新教的德意志君主，引发整个中欧旷日持久的“三十年战争”。1648年，各天主教大国和新教大国派出使节在威斯特伐利亚两个小城会聚谈判，签署了《明斯特和约》和《奥斯纳布鲁克条约》（威斯特伐利亚的两座城市）。“三十年战争”彻底打碎了欧洲天下一统或信仰一统的局面，各种政治势力、宗教势力杂糅于此，不断分化组合，又随时转换，但始终没有一方能占据绝对上风，最终不得不通过和约达成妥协。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的概念，肯定了各签署国不受外来干涉选择本国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权利，并确保宗教少数派可以平安信仰自己的宗教而不用担心被强迫皈依其他宗教，由此成为欧洲关系史上的转折点。此外，各国为避免欧洲大陆上再次爆发全面战争，在和约中制定了“国际关系”体系原则，包括向对方国家首都派驻常任代表，召开会议磋商外交问题等。

这一体系并不涉及任何价值判断，仅就各国间的外交方式做出程序性的规范，因而在其后的几个世纪中逐渐成为世界范围内主流的外交模式。当然，在欧洲范围内，这一均势逐渐衍生出一种价值导向的内涵，即各国不仅实质上维持着实力上的均势，还应当尽力维护一种均势的局面。在20世纪以前，这种均势包含了两重含义：英国主导维持的欧洲总体均势，以及法国操纵的中欧地区均势。

作者也承认，均势体系至少受到两方面挑战：一是某大国实力强大到足以称霸；二是二流国家想跻身列强，导致其他大国采取措施，直到形成新的均势。

现实中，这两方面挑战的实例不难寻找，法国大革命即是前者的代表，而俄罗斯和德国的崛起即是后者的样本。如果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欧洲类比于中国的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克己复礼，尚能维持表面的和谐；那么19世纪后的欧洲则可视为战国时代，法俄德诸国陆续崛起，毫不掩饰自己试图一统欧洲的野心，但均未能成功。其中，法国和俄国均偏居一隅，地理位置较好，也拥有如拿破仑和叶卡捷琳娜一样开疆拓土的雄主：法国一直是欧洲大陆上的强国，在天降猛人拿破仑掌权后，一度席卷欧洲大陆，直到进攻俄国时由于战线拉得过长，最终败于一场消耗战，此后法国本有机会退缩并保存实力，但拿破仑拒绝了这一可能性并最终被囚禁；俄国在漫长的欧洲历史上一直积贫积弱，直到罗曼诺夫王朝的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期间，才逐渐崛起为欧陆上的强国，在击败拿破仑后一路反攻到巴黎，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却天真地试图构建一个基于宗教信仰的“神圣同盟”，最终止步于维也纳会议上形成的又一个“均势”体系。此两人，一个缺少从长计议的战略耐心，一个缺少扎根现实的务实精神，导致近代欧洲丧失了两次统一的机会。

德国克服了上述两国的劣势，诞生了铁血宰相俾斯麦，既能以现实的眼光认识到只有基于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才是最高准则，又能够逐步实现其政治理想——统一德国，力压欧洲。但德国自有其劣势，其地理位置类似于魏国一样位于四战之地，因而也不得不寻求同盟以防四面树敌。他曾说“在一个只有5个国家的世界里，最好总是待在一个3国集团里”，事实果真如此吗？很难讲。欧洲诸国之间的“联盟”导致一战爆发时各国不情不愿地卷入了这场未预期的战争，本来是为了规避战争建立的均势同盟导致了更大规模战争的发生。而战后凡尔赛和约致力于通过国联来约束各国间争端的尝试也逐渐沦为笑柄——事实上，寄望于仅靠“仲裁”和法律而非武力来约束各国的行为，特别是大国的行为，无疑于与虎谋皮——这种软弱的约束在面对崛起的德国时变得毫无意义，从而爆发了二战。欧洲史上，法德纷争构成了近300年欧洲战争的根源，而每次战争的结果都是德国被分而治之。如今，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竞争既为欧洲融合增加了动力，同时再也没有20世纪以前诸国自由争霸而不受世界其他力量干扰的局面了。因此，欧洲统一之路漫漫，其前景如何，现在谁也无法断言。

第二部分 伊斯兰主义和中东

按照作者的描述，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教，又是一个多族裔的超级国家和一种新的世界秩序。为理解这种秩序，有必要简述它的发展历程。

伊斯兰教是由阿拉伯半岛的穆罕默德在公元7世纪发起并组织的。阿拉伯半岛上当时分布着大大小小的部落，却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类似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其东西两方分布着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和信仰拜火教（琐罗亚斯德教）的萨珊波斯帝国，两个帝国在几个世纪里冲突不断，并在7世纪初暂时休战，实现了短暂的和平。而伊斯兰教就在两个帝国和两种宗教的夹缝中顽强地发展起来，先是整合了阿拉伯半岛，随后又在两个方向上不断扩张，取代了原来的宗教和政权。

伊斯兰教之所以发展如此迅猛，自有其独特之处。伊斯兰教正如早期基督教一样，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它在某些方面追求极端平等，规定信徒须每日多次祷告，从而把信仰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极强的扩张性，把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帝国扩张变成一种本能。穆斯林在征途上每遇到一国人民，都给予他们相同的选择：要么皈依伊斯兰教并接受保护国地位，要么被征服。

所有被伊斯兰教政府的地区被视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单元，即“伊斯兰之家”，由哈里发统治。而伊斯兰之家以外的地区是征伐之地。伊斯兰教的使命就是不断进攻征伐之地，把这些地区纳入伊斯兰之家，从而实现世界和平，这一具有普世体系的战略被称为“圣战”。伊斯兰体系也允许第三种状态存在，即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社会维持暂时的和平，以此保护自己不受威胁，积蓄力量，加强内部团结，但这只是一种过渡状态，一旦其力量充分发展，最终目标仍是要将整个世界变为伊斯兰教。

随着历史演变，伊斯兰教也出现了教义和政治势力上的分化。根据对权力传承的不同理解，伊斯兰教逐渐分化为什叶派和逊尼派。今天，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诸国信奉逊尼派，该派在穆斯林世界居主导地位，人数最多、流传最广。而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也门、叙利亚、黎巴嫩、阿富汗、土耳其等国信奉什叶派。贸易往来把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双方也有一定的互动。

鉴于伊斯兰教诞生地中东地缘复杂，宗教势力杂糅，又缺乏强力的政治势力，其意识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扩张目前遇到相当困难。当然，作者认为伊斯兰目前正在走向世界社会和政治舞台的中央，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之春”正是一场波及全球的“伊斯兰觉醒”。但据我观察，无论是在政治、科技、人口、能源、产业、军事等各个方面，伊斯兰世界至多算影响增加，但远不能称为“世界中心”。

第三部分 亚洲和中国

该部分我赞同作者的一个观点：亚洲远非一个统一的整体，甚至亚洲国家内部的差异与世界各国的差异一样大。作为世界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带，亚洲大陆上诞生的原生文明数量繁多，文化差异显著，再加上漫长的前现代时期交流不便，使得亚洲国家的差异性远大于其同质性。

历史上欧洲秩序自成一体，因其凭借地理位置和科技优势能够自决内部事务而鲜少外部干涉。但近代以来亚洲国家受到欧美广泛干预，相当程度继承了均势体系，这种均势与欧洲那种通过不断接触最终厘清边界、法律平等、实力平衡的均势不同，亚洲国家历史上由于地理原因互相分隔，鲜少直接接触，到近代后又受到外部势力干预，因此，各种政治、外交因素杂糅在一起，形成了暧昧不明的均势。

作者对中国在亚洲以及世界秩序塑造中的作用期待颇高，为此专门用一章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大体而言，作者认为东亚存在着类似均势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在外交、均势、经济等各个方面表现又有所不同。作者认为中国正在崛起，并将打破东亚的均衡模式，又寄望于中美能够通过对话磋商来实现整个地区的和平。

第四部分 美国的外交政策

作者总结美国外交政策的取向似乎能代表相当一部分美国人的观点：“美国笃信自己的道路将塑造人类命运，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美国的对外交往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而是传播价值观的工程。它认为其他所有民族都渴望照搬美国的价值观。”

纵使人类相信美国真切信仰并推广它的价值观，充其量也只能认为它是一个拙劣的传教士，它对外宣称的天国和它用以帮助人们进入天国的手段是如此南辕北辙。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的入侵除了造成大量杀戮和人民颠沛流离，在两地带来了什么福祉？新世纪以来，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所作所为，抛开其现实的反恐和利益诉求，仅就其试图弘扬的民主、自由来看，是否实现了目标？作者反思“要想取得成效，雄心勃勃的政策离不开对深层因素客观冷静的分析。这些深层因素包括其他地区的文化和地缘政治结构，反对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的敌人的决心和策略。实现美国的道德愿望，要依靠可行的方法，要考虑政策的战略要素，赢得美国人民的支持，并延续多个政治周期”。

第五部分 时代进步与国际秩序

作者就核武器的威慑、网络技术、人类心智的演变（整天面对电视、电脑和智能手机带来的改变）等新技术带来的改变对政治秩序的冲击进行了探讨，认为“新技术开启了无限可能性，但与此同时，对国际秩序的思考必须顾及靠大众共识驱动的社会中存在的内部危险”。

整本书中作者对当前世界格局做出了独到分析，反映其理想是建立覆盖全球所有地区的世界秩序，“从1948年到世纪之交是人类历史上一段短暂的时期。在此期间，一种全球性世界秩序初步显现，它既体现了美国的理想主义，又融合了传统的均势概念”。

当然，他也承认进入21世纪后，世界秩序的演变已逐渐超出美国所理想建立的样子，部分是由于各个非欧美地区和国家正在追求科学技术，抛弃既有模式的约束，从而能够对西方奋起直追，并对世界秩序产生更大的影响；部分也由于全球各地对于实现什么样的世界秩序和如何实现世界秩序没有共识。

他认为国际秩序主要面临两类挑战：一是国家秩序的价值观被挑战；二是国家实力改变带来的均势发生变化，或如何保证秩序的实现。如果完全抛弃道德，那么世界秩序将成为永无休止的斗兽场，而不考虑实力，秩序将无以为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