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继《中国政治二千年》后，我忽然产生了一种冲动，想了解现代政治生活主旋律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毕竟我们研究社会问题总是以一定的社会现实为依托，而这种社会现实最核心、最根本的依据来自政治气候对社会的塑造。以此，阅读各个领袖的传记及亲笔作品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虽不敢说对政治生活的认识能让我站在领导视野上通览社会发展全貌，但增进此方面了解不至于对社会发展潮流产生重大误判还是可以实现的。

关于作品选择，我想以建国以来各个时期领导人任期内关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传记、文稿及其本人作品为主。关于毛泽东包括《毛泽东选集》、《毛泽东传（1949-1976）》、《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1956-1976》；关于邓小平有选择《邓小平时代》；关于胡耀邦和赵紫阳有《胡耀邦传》和《赵紫阳传》；关于江泽民有《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江泽民文选》；关于胡锦涛有《胡锦涛文选》、《胡锦涛传》；关于习近平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按历史进程，自然应当选择围绕毛泽东执政各个时期——特别是建国以后——的作品来作为阅读的开端。然而，毕竟毛泽东所处时代与当今较为久远，我对很多问题缺乏直观认识，因此，恐难以把握。故选择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所著之《邓小平时代》，作为入门读本。该书以美国人视角对邓小平生平及执政各时期的政策制订、推行为主线，行文流畅，犹如读一本小说一样让人酣畅淋漓。

本书作者傅高义（Ezra Efeivel Vogel，1930-2020），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特拉华市一个犹太人家庭，曾在俄亥俄卫斯里昂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于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在1967年至2000年间于哈佛大学任教，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并在1992-2015年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傅高义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和日本等东亚国家，主要作品包括《日本的新中产阶级》（1963）、《共产主义下的广州》（1969）、《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1989）、《亚洲四小龙》（1991）、《邓小平时代》（2011）、《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2019）等作品。作者主要身份是一名学者，其写作《邓小平时代》初衷是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视野。在写作过程中，傅访问了党史专家、学者、前官员等人群，并研究了邓小平年谱、文选、其他文件等档案资料，因而整体内容非常充实，以至某些地方略显繁冗而不够主题鲜明。但作者也在大陆版序中提到，“我知道，对外国人来说，要理解中国之事种种细微之处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对其书中客观事实的描述和主观评论，也要有所分辨。

本书摘录

本书共六个部分23章，即

第一部分：邓小平的人生经历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他在1926年8月12日（21岁）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邓小平）从不把党内活动记在纸上，从不丢弃可能给其他党员带来麻烦的纸屑。事实上，他总是把重要任务的姓名和地址记在脑子里，不留任何字迹。

······这使毛泽东既有时间研究党的理论和全局性战略，又有闲暇畅游于历史、哲学和诗词当中。相比之下·······（邓小平）他得承担起实际责任。

第二部分：曲折的登顶之路 1969-1977

第2章 放逐与回归，1969-1974

他还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如何既让毛的接班人改变路线，同时又能维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他还可以思考如何实现由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

有充分证据表明，当邓小平离开江西时，他对处理这一问题的基本方式已经成竹在胸。中国领导人应当颂扬毛泽东，继续尊敬他。但是在解释毛泽东思想时，不应把它当作僵化的意识形态，而应看作对时代环境的成功适应，这样理解毛的思想可以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提供适应新环境的回旋余地。

跟善于抓大放小的邓小平不同，对细节有着惊人把握能力的周恩来是大事小事一起抓。

（邓小平）他在信中还试图打消毛泽东在一个关键问题上的担忧：他说自己绝不会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毛泽东熟谙千百年来中国统治者如何处理继位的问题，并利用了这些知识谋划自己的战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话说死，对自己的意图给出暗示或信号，静观其变，既维持着自己的决策权，又能随时改变主意。

第3章 整顿，1974-1975

······在1975年5月29日的一次讲话中，（邓小平）他第一次提出了毛泽东本人从未放在一起的“三项指示”：一、反修防修；二、安定团结；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着眼长远，在1975年底也开始改善教育系统，以便将来有可能以知识和管理能力而不是人脉关系为标准选拔新干部。这在当时（1975年）必然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邓小平深知，美国是唯一能够全面抑制苏联的大国，因此每一次会见美国官员时他都会敦促他们对苏联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为了在地方整顿上取得突破，邓小平采取了抓典型的方式，这既能迅速增加生产，又能鼓励其他单位。他在打游击的年代就认为，打一些胜算在握的小仗，可以鼓舞部队准备好打大仗。·······运输是一个明显的瓶颈。假如能在交通运输领域初战告捷，是不是既能增加生产，又能为其他领域树立成功的先例？

中共领导人在全国推行新方案时，经常说“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在徐州实现了重大突破后，邓小平决心把这个在点上取得的整顿经验推向其他铁路枢纽，然后再利用铁路的经验去整顿其他部门。····邓小平在7月4日概述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整顿任务，即从铁路和地方政府扩大到其他部门，首先是煤炭和钢铁行业，然后是其他行业和其他运输业，接下来是商业、财贸和农业，最后从经济部门转向文教部门，从国防科技转向整个科技部门，从军队转向地方政府。

第4章 向前看，1975

1975年6月，邓小平把精力转向重整中国的科学事业。“文革”期间，在汇聚了大量高级科学家的中国科学院，每250个科学家中就有一人被迫害致死；中科院上海分院的每150人中有一人死于非命。······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中国科学院有106个下属研究单位，科研人员24714人。到1975年时只剩下13个研究所、两个研究室和2000多名人员，其中有1800名干部或科研人员，200名后勤人员。

邓小平亲自决定由胡耀邦领导中国科学院的实际整顿工作。······几周之后，胡耀邦召开了有中国科学院人员和各主要部位代表参加的一系列会议，探讨中国在未来十年的科学技术需求。这些会议标志着制定十年科学规划迈出的第一步。

邓小平强调，要支持真正优秀的少数科学家，不要在意他们性情怪僻。解决他们的住房和其他一些生活问题很重要：他们的孩子要送进好的托儿所，还有在农村的配偶都应当允许调到北京。

此时，邓小平发展社会科学的规划也有了成果。他本人很重视振兴自然科学，但他也同意要为哲学和社会科学注入新的活力。······1975年8月30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胡乔木起草了恢复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的“国务院第142号令”。
1975年夏天，邓小平和他的教育部长周荣鑫等人果敢地开始着手恢复中国的高等教育。·······美国科学家在1973年5月访问过中国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后的结论是，该校的科学教育大体相当于美国初等技术学院的水平。·······邓小平在1975年甚至建议，学生不必中断学业参加两年劳动就可以直接从高中升入大学。

第5章 靠边站，1976

当儒家思想丧失活力时，它虽然仍被供奉于庙堂之上受到人们祭拜，但是它已经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失去了联系。

第6章 复出，1977-1978

······然而，要使这些正常程序和正在形成中的政府组织结构取得像在西方国家那样的法律效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相反，下级干部在阅读上面发来的文件时都知道，只要一出问题，上面又会发出新的文件，使过去的文件变成一纸空文。

改进农村组织的问题，是华国锋有丰富个人经验的领域······而且开了几次学大寨会议······华国锋把全面改善农业的希望放在技术上······他急切地要在4年（1980年）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技术突破，但这不过是一种幼稚的乐观主义。

······（华国锋）他承认，是“四人帮”在1976年4月压制群众悼念周恩来去世，邓小平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人民群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是合情合理的。然而他依然把它称为反革命事件······

与那些坚持“红”比“专”更重要的毛派分子相反，（邓小平）他大胆宣布，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科技人员也是有用之人，军队也需要培养人才。

邓小平逐渐认识到，打击知识分子是在摧残中国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是国家现代化的根基。

······邓小平就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要在1977年举行高考······他正式下令在1977年举行全国统一高考。但有些干部抱怨说，这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办到。邓小平不耐烦地回复，政策已定，就在1977年举行高考，不能再变。

1977年5月，华国锋同意了根据邓小平1975年的指示成立独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计划。

第三部分：开创邓小平时代 1978-1980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

······邓小平说，出路不是用更多的铁丝网和边境哨所强化治安，而是集中精力发展广东经济，这样年轻人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再逃到香港谋生了。

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谷牧）他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了欧洲5国——法国、瑞士、德国、丹麦和比利时。·······干部们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和学习到的东西，以及他们回国后在国务院座谈会上为中国勾画的新图景，使得这次考察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力。······出行前夕邓小平在接见（谷牧）他时指示说，要“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问题······也看看他们的经济工作是怎么管的。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经验，好的经验，我们应当把它学回来”。

考察团的成员本来以为回看到工人受剥削的证据，然而这些国家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之高让他们大跌眼镜。

谷牧的出访使中国有了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合作的新愿望，但这不仅需要重新考虑具体的产业计划，而且要改变政府的规章制度，一边外国企业来华经营。

报告完成后，国务院立刻召开了“四化建设务虚会”。会议从1978年7月6日一直开到9月9日，研究如何利用新的机会引进西方技术和资本。

有关农业的最大胆的发言之一，是胡耀邦在西北组的发言。他认为纪登奎的建议不足以解决农业问题，并仍然反映着思想上受到的禁锢。胡耀邦还大胆主张，政治和经济火哦的那个全部统一在公社这个单位是不行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党必须想办法提高农民和当地干部的积极性。

通过看每天的简报了解情况，邓小平观察到了中央工作会议上出现的急切的乐观情绪。这位老练的政治家提醒他那些资历较浅的同事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告诫说，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所有问题，不可以想当然地急于求成。还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为了避免再次揭开“文革”地伤疤，他建议进一步研究此事。就像他过去多次讲过的那样，他再次建议首先看大局，然后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说，在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之前，首先需要国内的稳定。国家只有稳定了，才能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支持为“文革”中的冤案平反：“我们的原则是有错必纠。”但他坚决反对人们向过去整过自己或自己亲友的人“算账”。

为了对即将到来的很多变化做好准备，邓小平建议党的干部学习三种知识：经济学、科学技术和管理。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文化大革命”其实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它攻击了旧文化，却并没有创造出新文化。红卫兵引用历史典故和历史故事，不但打击在位的干部，而且批判几乎所有的小说、故事、戏剧和文章。

从原则上说，邓小平赞成扩大自由，他愿意在这方面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由于他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最终责任，当他对秩序能否维持产生深切疑虑时，他回迅速收紧控制。

邓小平刚刚接过权杖时，可能理论上认为民主很有吸引力；他鼓励在党内有更多的民主讨论。但是，当抗议者吸引了大批群众，开始反对中共领导的根本制度时，他断然采取措施压制了这种挑战。

就像在中国的帝制时代一样，维持秩序靠的是统一命令，对为首者要严惩不贷，以儆效尤。

然而，从务虚会一开始，有些人就担心一旦政治风向有变，最高领导人再度变得保守，他们就有可能惹上麻烦。

（1979年3月30日）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阐明了不容挑战的四项基本原则，在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事情之间划定了界限。写作不能挑战以下四点：（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在1979年10月底的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大会上，邓小平尽力维持着自由与控制之间的这种微妙的平衡，采取的办法是支持或至少被动接受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时斥责那些他认为可能威胁到中共权威的批评。

第9章 苏联-越南的威胁，1978-1979

毛泽东对中国怀有过于宏大的、超越了现实国情国力的构想。邓小平与毛不同，他一向很现实，承认中国的弱点和落后。但是他也具备基本的自信：他知道自己代表着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它有着悠久而伟大的文明史；他的力量不但来自他个人战胜重重挑战而取得成功的经历，也来自于他对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全面了解。和苏联的一些领导不同，他无意讨好洋人。无论洋人如何摆出泰山压顶的气势，他从不自觉矮半截。相反，他在与外国领导人打交道时，把他们视为解决问题的伙伴，很快就直奔主题。由于没有心理负担，他便能既不畏强也不凌弱地坚决抵制他认为不符合中国利益的外来压力。

邓小平的战略分析起点和毛泽东是一样的：分清主要敌人，广结盟友与之对抗；分化敌人的盟友，使其疏远敌人。到1969年，苏联显然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主要敌人。

在1978年，中国所面临的威胁不是迫在眉睫的入侵，而是一种更大的危险：假如苏联继续扩大使用越南的基地，将导致苏联和越南对中国的包围。······邓小平认为，在这些基地强大起来之前，亟需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对抗苏联和越南的扩张。

邓小平对越南决定入侵柬埔寨做出的反应，鲜明地展示了邓小平时代很多变化的发生过程。邓小平是实用主义者，在遇到新问题时，他首先会尽量搞清楚症结所在，然后才决定如何应付。如果他的行动引发一些新问题，他会逐个加以处理。当邓小平看到苏联和越南扩张主义的威胁时，他决定为中国的军事反应做出准备；后来当中国军队的能力被证明有严重问题时，他又专注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在思考如何对付苏联和越南的威胁时，邓小平认识到他迫切需要东南亚邻国的合作，于是他安排出访这些国家，以便加强同它们的关系。但是到那里之后他又认识到，为了争取这些国家的合作，必须逐渐停止中国对当地革命分子的支持，鼓励华人对其居住国的忠诚。为了对付苏联和越南日益增长的威胁，也是为了给实现四化寻求支持，邓小平还将要寻求深化中国与两个有能力遏制苏联的大国的关系，这两个大国便是日本和美国。

第10章 向日本开放，1978

在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工厂时，邓小平意识到好的技术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个国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他表示有兴趣学习日本的经验，即它如何从“二战”时期的政府指令性封闭经济向1950年代以来更开放和有活力的经济转型。他知道，日本政府在日本的现代化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又避免了僵化的社会主义计划。

在邓访日期间当记者问邓小平对新干线列车有什么看法时，他给出了完美的回答：只是简单说了一句“快，真快！”——他既承认外国技术的价值，又没有伤害中国人的自尊。

第11章 向美国开放，1978-1979

为了实现同美国建交这个目标，邓小平准备在很多问题上采取灵活的立场。然而在一个问题——台湾问题——上，就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他有着不可动摇的“原则”。除非美国与台湾断交，终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撤出全部驻台美军，他不会和美国建交。

由于中美两国有可能在几个月内实现关系正常化，邓小平立刻转向了他对两国建交最期待的领域：不是贸易，不是投资，而是科学。在邓小平看来，科学是实现现代化最关键的因素，而美国在这方面大大领先。

在美国继续对台售武的情况下，邓小平依然决定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但他知道，这个决定将使他最真珍视的目标之一——在有生之年看到台湾回归大陆——的实现变得异常困难。那他为什么还要同意呢？当时他刚刚在其势均力敌的同事中成为中国的头号领导人，他可能认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可以加强他在中国领导层中的个人地位。或许更重要的是，邓小平还知道，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会让中国更容易得到它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需要的知识、资本和技术。······邓小平当时的另一个重要考量，是苏联从南部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威胁。······邓小平做出了深思熟虑的决定，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使美国既同中国建交，又停止对台售武。如果他想要关系正常化，他就得付出向美国对台售武做出让步的高昂代价。他并没有放弃统一台湾的目标。他会在中美建交之后，利用一切机会迫使华盛顿减少对台售武。

在与内阁官员的会谈中，邓小平主要谈的是贸易问题。·······在与行政官员的会谈中，邓小平与美方达成了解冻中国在美资产和美国在华资产的协议。

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

邓小平说，中国的重要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现在需要集中力量抓组织问题——要选拔和培养干部。······现在则要适时地确立标准来选拔和培养干部以形成领导班子，要先从上层开始，然后中层，最后是基层；要吸收和培养新党员。

第四部分：邓小平时代1978-1989

第13章 邓小平的统治术

邓小平从未提出国统制原则，但是翻阅他的讲话、参考他部下的看法以及他实际做过的批示，还是又可能总结出一些可视为其统制模式的基本原则：

• 言行要有权威性
• 捍卫党的地位
• 坚持统一的命令体制
• 牢牢掌握军队
• 得到群众的支持后，再做出重大政策的突破
• 根据长远目标做出短期决策
• 采用有助于实现长远目标的政策
• 正视令人不快的事实
• 做事果敢
• 推进、巩固、再推进
• 加强团结，减少分期
• 避免宣传过去的恩怨
• 通过试验避开保守力量的抵制
• 用大白话解释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
• 在解释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把握好平衡
• 避免派系，选拔能干的官员
• 研究和营造”气氛“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实验，1979-1984

1979年······有人向（邓小平）他汇报了年轻人试图越境逃往香港的问题。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冒着生命危险从陆路或水路逃往香港。北京过去一直认为这是个安全问题，因此在20公里长的边境上全部架起铁丝网，派数千警察和部队在这一带巡逻。试图外逃的年轻人被抓住后，就被关进边境附近的大型拘留中心。邓小平······听过汇报后说，用经常或军队解决不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要想解决问题，中国就要改变政策，改善边境这边的人们的生活。

习仲勋和广东的领导班子于1979年4月17日带着方案草稿赴京，在最后定稿前与邓小平等人做了进一步讨论。习仲勋及其同事根据谷牧的建议提出，允许广东全省实行特殊政策，使其能够采取灵活措施，吸引生产出口商品所必须的外资、技术和管理方式。国际为工厂提供必要的土地、运输设备、电力和劳动力，提供外国人所需的饭店、餐厅、住房和其他设施。

邓小平得不到在全国范围搞这种试验的支持，但对于保守的人来说，反对这种试验更不容易。这是因为在一地进行试验、成功之后再加以推广的思想，早就是中共惯用的智慧。

特区的一个可能地点是上海······但是在1978年，中国的计划工作者们担心把上海搞成试验区风险太大：它是中国主要的哦工业中心，对国家财政的贡献大于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上海的工业和财政收入受到负面影响，那将是中国的灾难。······广东和福建不同于上海，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即使走了弯路也不会有多大风险。······更重要的是，移民东南亚和世界各地的华人多来自广东和福建两省，他们会讲当地方言，很多人仍然与这些地方保持着密切的私人关系，一些人对吸引新的投资会大有帮助。

广东的进步不能简单地用”开放市场“来解释，因为有很多存在着开放市场的国家并没有取得广东那样的进步。······党维持着全面的纪律，鼓励学习与竞争，而香港地区和日本也迅速提供了帮助。

在将广东和福建的政策推广至其他地区之前，邓小平一直耐心等待着有利的政治气候。中纪委在1982年12月肯定了广东的努力后，对广东的敌意开始消散······（1984年5月4日）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宣布把开放政策扩大到14个沿海城市，每个城市都可以采取符合当地情况的政策。

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邓小平推进经济现代化时喜欢讲”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以往50年的经历已经使他对如何过这条特别的河形成了若干信条。其中之一便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邓小平看来，戈尔巴乔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将失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人民会把他撤职的“。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

到1981年，邓小平······开始谈论到2000年工农业产值要实现翻两番。他在一次会议上问道，如果要使国民生产总值从1980年到2000年翻两番，需要多快的增长速度。早已对此做过计算的胡耀邦立即回答：年均7.2%。但是由于陈云、姚依林和掌控着各计划部门的谨慎的干部们限制着基建投资的规模，1981年的经济增长只有5.2%。有一次，邓小平含蓄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实际增长率与计划增长率相差那么大，这是不是有用？陈云则回答说，生产超过计划目标没有问题。事实上，在陈云看来，制定比较低的目标而后超越，比制定高目标要好。

（1980年）世行团队返回后，根据与中方所作的联合研究撰写了一份报告。······当时首先面临的大问题是，如何在维持中国经济运行的同时，使它转向更加开放、更少管制的体制。世行报告建议中国要更加注重利用价格，从价格入手促进更有效的投资决策，推进更灵活的对外贸易。它还建议让国内人口更加自由地流动，使劳动力的使用变得更加有效率。但是它也主张价格变动和其他改革都不宜操之过急。这个团队不主张全面迅速的市场自由化或私有化。

1985年，······，中国官员再次请世界银行着急转嫁，为中国从管制经济转型为由市场发挥更大作用的经济提供指导。······世行召集的西方人中，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吉米·托宾······会议之前中方尚未充分理解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采用其他货币和财政手段来调节市场，以避免中国人一向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大起大落。托宾的发言使他们相信，可以运用宏观经济手段调控市场体系。会后，中国经济学家在引入宏观调控手段的同时，对继续扩大市场作用也更加胸有成竹。

邓小平在1982年9月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说。这个宽泛且模糊的巧妙概念完全符合邓小平的基本思路：即扩展可以被接受的意识形态框架，使国家能够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

1988年初，邓小平决定要大胆推进改革，取消对更多商品的价格管制。······于是邓小平像一位无畏的战士一样决定义无反顾地取消物价管制，宣布要在三到五年内完成物价改革。7月份烟酒价格放开，导致物价猛涨了200%以上。······邓小平的经济顾问警告说，进行物价改革的时机不对，因为在通胀压力之下，很多商品已经供不应求。在放开物价之前必须在供应上有所准备，以防物价保障。·······民众的情绪强了，邓小平只好接受国务院8月30日做出的放弃取消物价管制计划的决定。这一次政策上的出尔反尔，是邓小平自1978年12月重新上台以来，在改革举措上最富戏剧性的倒退。 邓小平对于从长期来看此项改革的必要性的估计是正确的——既然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必须在某个时候放开物价。后来朱镕基选择在1990年代放开了物价，当时通货膨胀压力不大，民众也已适应了物价的温和上涨，因此更易于接受物价改革。朱镕基设法避免了硬着陆，他的政策被认为是极大的成功。

邓小平全部改革战略的支撑点，是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必须从观念到贸易向外部世界全面开放。······邓小平知道，外国人和归国留学生带来的变化有可能使中国面对艰巨的调整问题，但是他坚信，一个国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最好地发展。

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

中共领导人一旦为了赢得民众支持而鼓动起民族主义情感，就没有任何领导人可以选择背叛民众被激发起的这种情绪，邓小平也不能例外。

《与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在美国政治中的含义是：美国忠实于它的盟友。但是它违背了与中国谈判的精神，有人甚至认为它违背了1972年《上海公报》的精神，美国政府在该公报中承认“海峡两岸的全体中国人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邓小平尤其反对的条款是，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足够的防御性武器，使其能够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

邓小平和布什在会谈中达成的谅解······并形成了《关于美国对台售武的中美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签署）。该协议对美国售台武器做出限制，明确表示美国“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报还规定，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美国愿意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达成最后的解决”。

这份《八一七公报》，连同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报》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美中关系的3各基础文件。

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

为了达到建立一支专业化军队、逐渐为其配备现代装备这一目标，邓小平和叶剑英首先要撤掉那些已经变得“软、散、骄、懒”的人，为老干部建立退休制度，为裁军提供一个框架。同时，他们还要大力加强军事训练和演习，以确保精简后的军队的战斗力。邓小平和叶帅要为每个军事单位选定一个领导班子，让他们致力于把解放军改造成一支更加现代化的军队······军事院校是提升训练的核心······邓小平也同样认识到有效的军事现代化需要新的眼光和全面的知识基础······同时，对臃肿落后的军队进行裁员仍是头等大事。

在消除军队的臃肿问题方面，邓小平取得了显著进展。他在1975年着手启动这项工作时，中国的军队人数是610万人，1979年降为520万，1982年又下降到420万，到1988年时只剩下了320万。

在邓小平认为同苏联交战的可能性减少后，他开始不再把国家资源投向军事现代化，而是转向其他三个现代化，尤其是陈云倡导的优先领域——农业和轻工业。

因此，整个1980年代中国政府不断减少军费在预算中所占比例。尽管中国的数据不完整——因为它不包括军事工业的收入和预算外收入，但根据官方数字，军费开支从1979年开始改革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不断下降到1991年的1.4%。

邓小平从毛泽东那里继承的国防战略，严重依赖于两种极端方式的结合：“人民战争”和核武器······邓小平上台时，苏联在远程战机和导弹上取得的进步，使毛泽东从边境迁往内地的“三线”工业顿显其防御能力不堪一击······在1980年秋天的一次会议上，中国的军事领导人开始就中国的战略指导路线形成了共识，即不再被动地诱敌深入，而是准备进行更为积极的防御······随着新知识的引入，现在他们拓宽了思路。中国不再只强调“人民战争”和核打击，开始考虑发展能防止战争升级为全面和冲突的有限核打击和战术核武器的可能性······1984年之后，由于苏联在阿富汗越陷越深，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也让它不堪重负，中央军委正式表达了邓小平本人早先得出的结论：与苏联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性很低······尽管与超级大国发生全面战争的危险已经减少，但邓小平和他的同事担心，随着两极世界被多极世界所取代，小范围战争的危险却在增加······因此解放军要把计划和训练的工作重心放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小规模冲突上，与和超级大国的全面战争相比，中国的军力更适合应付这一类冲突。大军区经过裁军之后从11个减为7个，它们要针对边境地理和气候以及潜在对手的性质进行计划和战备。军队为此提出了要求，要用更多资金研发适合地区战争的关键技术，如坦克、大炮、航空电子设备以及指挥和控制系统。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1980年8月18日，一个中国公民对中共干部做出了严词批评······他职责他们“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这个公民是谁？邓小平。他和毛泽东一样，也希望确保中共干部一如既往地得到人民的支持······邓小平8月18日的讲话是他对允许更多自由的一次高调表态。在讲话中，他对民主做了积极评价。他没有走到主张实行投票选举或改变中共角色这一步······讲话过了几周后，波兰的乱局仍在持续，中共上层的气氛也开始发生变化。领导层担心邓小平给了抗议者太多鼓励，中国的局势也有可能很快像波兰一样失控······邓小平对1980年波兰罢工的反应，类似于1956年毛泽东对匈牙利和波兰起义的反应。先是允许开放言论，意在帮助改正官僚体制中最严重的弊端、争取那些感到需要有所改变的批评者。但是一旦发现对党的敌意威胁到了党的领导，就要进行压制。

1986年6月10日，在与赵紫阳、余秋里和万里等人开会时，邓小平谈了3个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农业、外汇和政治改革。这也是1980年以来他第一次谈到政治改革······时机似乎终于成熟。1985年的巴山轮会议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基础研究的结束，需要进行一些政治体制的变革以配合新经济体制的发展······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指示说，在筹备将于一年后召开的十三大时，中央书记处必须制定一个计划，用一年时间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然后提出行动纲领。他提醒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在为研究政治改革设定进程时，邓小平强调党政职能分离的必要性，这是他早在1941年就赞成的观点。事实上，1980年代当时那种党政重叠的制度是在1950年代形成的，旨在解决一个现实问题：中共掌权后政府中仍有一些高级干部不是党员，因此每个政府部门都成立了党·组织以确保党的控制，但是到了1980年代几乎所有担任重要职务的政府官员都是党员，因此很多人觉得没有必要再保留党的监督······虽然邓小平所希望的政体改革的目标范围相当有限，但他给了赵紫阳很大权力，让他研究各种政治体制，听取国内不同专家、团体的意见。

邓小平在审阅赵紫阳十三大报告的草稿时指出：“我们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保证行政机构的工作效率，不受外界太多的干涉······在民主的问题上不要感情用事······民主只是手段，民主应该同法制结合在一起。只有依靠法律，我们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第五部分：邓小平时代的挑战 1989-1992

第20章 北京：1989

第21章 稳住阵脚，1989-1992

邓小平还指示他的接班人如何应付西方仍在继续的制裁和可能的指责。他说，“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1989年到1991年发生在苏联和东欧的政治剧变，再加上1989年春天北京的示威运动，使很多人怀疑中国共产党能否继续存在下去······12月，罗马尼亚反对派运动的严重程度打败于天下后，邓小平暂时停止了公开会见的活动······在一个特别敏感的日子，即1991年8月20日苏联保守派发动政变将戈尔巴乔夫软禁在克里米亚的一幢乡间别墅里的第二天，邓小平把高层领导人——不久前才从莫斯科回来的江泽民，还有杨尚昆和李鹏——叫到一起，让他们增强决心，团结一直做好工作，避免发生分裂。邓小平重申，尽管发生了动乱，由于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功，中国能够顶住外部压力。他承认中国有可能波浪式前进，快速进步的时期之后会进入调整期。他还指出，世界形势的巨变给中国提供了前进的机遇，但是假如不抓住机遇，其他国家就会迎头赶上，又把中国抛在后面······邓小平在试图说明苏联犯下的错误时宣称，苏联没有及时进行经济改革，高层领导人没有坚定地维护共产党。

第22章 终曲：南方之行，1992

邓小平南行地第一站是武汉······邓小平只在站台上停留了20分钟······邓小平说出了他的要点：“谁反对改革，就让谁下台。”

5月底，党中央引发了旨在贯彻邓小平政策的四号文件······（江泽民）他仔细拟定了6月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学员毕业班上的讲话。在这篇题为《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讲话的重要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讲话中，他全面说明了贯彻邓小平南行讲话精神需要做些什么，总结了邓小平自1978年三中全会以来的贡献。江泽民说，要加快改革步伐，把增长目标提高到每年9%至10%（当时五年计划的官方目标仍是李鹏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说的6%）

| | 1991 | 1992 | 1993 | 1994 | 1995 |
| :- | :--: | :--: | :--: | :--: | :--: |
|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 | 9.2 | 14.2 | 13.5 | 12.6 | 10.5 |
| 消费价格指数/% | 3.4 | 6.4 | 14.7 | 24.1 | 17.1 |

第六部分：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第23章 转型的中国

邓小平时代发生的转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样性；当时世界格局的性质；共享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全球体系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数具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们的贡献等等。

邓小平领导的这一转型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

• 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
• 党的集体领导
• 现代的精英治国
• 开放的全国性城市社会
• 乱象丛生的社会

读后感

有些感想是在读本书过程中产生的，有些感想之前已经萦绕脑中，借写这篇读后感的机会加以记述。

政治

1.权力的第一诉求是维系权力。之前看影视作品、历史书时隐约得出这一结论，即任一政权获得权力以后行事逻辑的核心就是维系权力。因此，西方国家的选举政治很容易演变成政治选秀：上台前尽力高呼一些民众喜闻乐见的口号以获得选票，而罔顾这些口号有多少切实可行的成分。待到上台后，则便宜行事，不能实现的主张大可通过转移注意力使民众遗忘。这一过程中，不排除其中有些口号其实在提出的时候就明知其不可能实行，只是单纯为拉选举而对选民进行的情绪按摩，但也确实存在上台之后就把承诺抛诸脑后的行径。

在我国，这一结论依然有效。最明显的一个反例是，李自成入关时喊的口号是“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作为在野势力，这一口号对于千百年来缺衣少食的农民无疑是有吸引力的，也是最合时宜的。但是当他掌握权力后，只通过践行这个口号是没办法实现有效治理的，他依然要通过官僚、地主阶级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因此，掌权后的李自成继续坚持剿灭士绅迎合农民的策略无疑于自废权力，最终导致其覆灭。

而成功的例子则不胜枚举。我党历来坚持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从而保证建国以后无论经历何种风波，最终实现政权平稳交接。

2.权力更迭只受最高层的一个或几个人影响。这一点主要是想对比中西政治生活的差异。欧美选举政治，其最高权力者大体上是在各个党派内部推举产生，所涉及的不过是数百人的小圈子。但实际上，起真正影响力的可能只是其中关键几个人。当然，其中也可能会产生异数，如懂王之类，甚至强悍者可能自立门户成立新的党派参加竞选搏得大权。我国由于只有唯一执政党，首先就限制了核心参政人选。从建国以来的历程来看，最高领导人对政治生活的主导作用随时间在逐渐淡化。虽然在某些时期，权力松紧会有变化，但总体上仍然由个人主导向小圈子集体领导方向过渡。至于未来权力是向更大范围内拓展，还是更加集中，目前仍有待观察。

3.权力之争是殊死搏斗。马克思对资本逐利的本性有过深刻描绘：为了100%的利润，资本就敢践踏人间一切法律；有300%的利润，资本甚至不介意把绞死自己的绳索卖给你。然而，这世上有远比资本更加暴力的事物。吕不韦曾问父亲，“贩卖珠玉，可获利几倍？”，“百倍”，再问，“立一国之君，可获利几倍？”，“无数倍”。历史上充斥着为争权夺利而进行的各种残酷斗争和杀戮，是因为这些人本性贪婪吗？不，是因为权位所带来的奖励过于丰厚，以至于无数人不惜赔上身家性命，乃至整个家族卷入其中。甚至于只要在其中心，即使你什么也不做，权力也会找上门来。今天的政治文明固然不至于公然以命相搏，但因其酿成的悲剧依然充盈史册。

外交和国防

1.上兵伐谋。我国曾有一个时期同时和美苏断交，在今天已经难以想象做出这种决定需要多么强大的勇气和毅力。到邓小平上台主政时，我国又经历了从亲苏向亲美的转变。这些大的战略转向往往伴随着我国核心利益的改变。如果说独立自主时期，我国主要的外交诉求是保持独立，那么从亲苏到亲美，则是分别经历了重工业化和全面工业化的国家发展导向转变。转向时期的核心事件无疑是中美建交，而围绕中美建交，有两件对比鲜明的事件尤为值得关注：一是坚决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二是为实现中美建交对台湾问题的妥协。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特点是刚中带柔，为了阻断苏联和越南从两个方向上对中国形成战略压力，邓小平决定出手教训越南。这一过程中，我国的处理手法是首先获取周边国家的谅解，避免引发更大的舆论冲突，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兵越南，克敌制胜，然后保存胜利果实。这一场战争奠定了南部边境数十年的和平，为今日南方经济繁荣发展打下坚实基础。与今时今日乌克兰战争相比，高下立判。对美建交的特点则是柔中带刚，我们总体上积极响应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快速推进各项建交事宜，但同时又坚持强调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虽然最终未能阻止美国对台军售，将台湾问题的解决又推后了，但以当时的国情国力，很难再有更优的选择。综合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我国外交的一个特点是战略目标非常明确，并且围绕目标有所取舍，扬长避短，争取自己的利益。

及至今天，我国综合实力和影响力已有长足进步，这一时期国家的外交目标、政策和手段也有相应变化，值得进一步仔细研究。

2.国防策略服务于外交目标。书中对国防策略的部分描述非常精彩，颠覆了我以前浅薄的二极管思维。总体而言，我国国防策略遵循一种非常务实的路线。当面对苏联威胁时，国家主动进行三线建设，把工业内迁，然后着重发展拦截导弹。而当苏联威胁解除后，邓小平推行的是精兵战略，裁撤军队数量，增强科技发展和兵种训练。在武器发展路线上，我国也是首先发展满足防卫需求且性价比较高的导弹，然后再拓展至其他重型装备。今天我国军费总量和占比依然保持在一个适度水平，把钱花在刀刃上，继续推动军队现代化建设，值得赞扬。

经济

1.经济发展潜力是有限的。试想一个经济系统，如果不加干预任其自由发展，则最终每个人实现潜在最大产出，经济实现预期均衡。在农业社会，这个预期均衡几乎只和人口数量有关。所以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最看重的就是人口和土地数量，因为这些要素最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实力。当人口逐渐超过土地承载力，再加上人为分配失衡或天灾，将导致部分人口难以生存，爆发暴动或战争，已有财富被大量摧毁，从而陷入萧条时期。萧条过后，生产再次自发恢复，并逐渐达到预期均衡，并开始新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从繁荣到崩溃之间有一段漫长的稳定期，类似恒纪元，而从崩溃到下一次生产恢复之间，则类似于乱纪元。恒纪元的前期，外在条件平稳，经济飞速发展，但它只是漫长稳定时期的前奏，是一种非稳态，每个经济体在经历过萧条后都会经历这样一段繁荣，但无一例外不能维持永久繁荣。

2.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进步为经济发展注入动力，其效应一是提高经济体发展上限，二是能够促使经济体更快经历繁荣到达稳定。这两点都很好理解，对于率先发起工业革命的英国，蒸汽机等各类机器的发明极大促进生产力的解放，使人们能够将更多自然资源转化为对人有益的经济资源，从而大幅提升人均占有的实际财富，以后的历次工业革命均实现了类似效果；其次，生产效率提升使经济实现预期均衡的时间大幅缩短，人手工制作全社会所需的衣服远不如机器生产得快，以此类推，全社会各行各业随着生产力提高所达到均衡的时间也将逐渐缩短。

3.市场是直接推动力。现代资本主义最伟大的发明是金融加速器，即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体系，它的第一种效应是在科技层面以外，实现社会预期均衡的加速。自此，一种产品的推广和扩大不需要再依靠缓慢的资本积累，而能够通过银行借贷和股市融资快速实现规模扩张，从而加速实现预期均衡。由于这种预期均衡并非直观，因此生产过剩的情况大大增加了，这直接重塑了整个现代贸易体系——它极大增加了对外贸易的迫切需求，并推进了世界一体化进程。这又催生了金融加速器的第二种效应，推动国家向外寻求财富。间或有些时期、有些国家对外发动战争，劫掠物资和人口，但传统国家主流仍是以内部积累财富为主，贸易只是一种有益的补充。但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日渐发达，近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通过过量生产，海外贸易实现双管齐下的财富积累。其原理也好理解，即使不论有意的价格剥削，只依靠自己国内的生产和消费，充其量也只能让经济体伸展腰肢，只有海外财富的净流入，才能让其蹦上天。

4.经济结构宜保持均衡。不应忽略经济社会的两点：第一，长期来看，科技进步是小概率事件，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并没有足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效率进步的科技革命发生。以当代为例，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科技进步根源于19世纪末的科学理论进步，诸如生物遗传、原子物理、电磁学、信息论等，由此诞生了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石油化工、生物医药等行业的飞速进步，可是随着科技进步的应用逐渐推广，近年来鲜有能够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新行业诞生，甚至于在可预见的未来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我们很快将要达到当前科技水平下的经济预期均衡，经济循环的力量又将开始发挥主导作用。第二，实体财富（即一产和二产产品）是基本财富，服务业财富以及虚拟财富是从属财富。首先，从整个经济系统来看，我们创造的所有财富最终要体现于其使用价值，因此货币和其他虚拟财富只是符号化的财富，暂时充当了一般等价物，而不能替代实际财富的使用价值。其次，物质和服务都是有使用价值的，没有高效的服务，对物质的利用效率会降低，但没有充足的物质，服务将消亡。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的产业空心化导致今天即使其以数十倍于俄罗斯的财富总量也不能通过金融封锁彻底打垮后者即是例证。

如果科技能够永远进步，经济体当然可以把所有资源都投入科技进步并通过盘踞在产业链最高端来保持国际地位。但现实经济并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因而我们依然要对财富性质有充分理解，并保持均衡的经济结构。邓时代的幸运在于遇上了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并把握了科技和市场对生产力的释放，最终在其退休后的三十年中结出了丰硕的果实。而更幸运的是我国领导人历来对经济结构问题的认识非常清醒，即使在追求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始终没有放弃保持基本的结构均衡。

随着三期叠加的结束，未来我国经济注定无法再现前三十年的辉煌。前路漫漫，唯有上下戮力同心，才能在世界经济之潮中直挂云帆。

社会

1.时代的一粒沙落在个人头上重于泰山，不要对抗时代潮流。我们这个民族历经千年沧桑，早已习惯了浮浮沉沉。往好处说，是老练、圆滑，往坏处说，则是冷漠、盲从。个人在面对社会浩劫的时候，是如此渺小、如此脆弱，上至王公贵胄，下至平头百姓，难逃其中。保持本心，尤为困难。对此，最现实的做法是，不逢迎，不逃避，保存实力，保持善心。

文化

1.文化边界是随时调整的，其底线是不能威胁权力。我国文字狱的传统由来已久，对于何种程度的言论和作品能够达到威胁权力的程度，没有一致的标准，甚至有些时候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多数时候，秉持正心，即或偶尔触线，并没有致命的威胁。有两种情形值得警惕，一是社会风气严重恶化，因言获罪甚至无中生有、造谣诽谤大行其道，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管好嘴，不再发出任何声音；二是偶尔触线或因言获罪后内心不平，变本加厉，逐渐偏离本心，为喷而喷，最终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这种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认清问题本源，调整心态，避免成为愤青。除了文章，音乐、影视、舞蹈甚至游戏等其他文化产品都存在此类情形，一言以敝之，提防无心之过，杜绝有意之失。

2.思想解放带来文化解放、科技解放。广义而论，科技探索也算在某种程度上的思想文化活动之中。当思想禁锢之时，科技、思想、文化都不大可能出现重大进步。以其根源论之，科学之发展起源于哲学思想的演进。与西方相比，我国思想界历来更强调相对性，强调实用性，强调从众，强调中庸，其优势自不必多言，而其劣势在汉以后近两千年中越发明显——我们越来越少为世界贡献原创性的思想观点、思维方式，更缺少穷究事物本源的精神和意志。纵使近几十年来，这一倾向已有所扭转，但千年积弊，总难以一朝清除。当代中国对世界科学原创性贡献的恐怕只有杨振宁一人，更别提他是在美国完成学业并做出主要贡献。当然我们也有一些优秀的科学家，但他们的工作与其说是开辟了某个全新的领域，不如说是为已有的科学大厦添砖加瓦。我们的企业家，更擅长的是从一到无穷的修缮，而不是从零到一的拓荒。我们的艺术家，长于演绎，而疏于创造。我们的思想家，我们有思想家吗？我当然不相信我们中国人缺乏创造力，只要有合适的机会，我们都能做出杰出的贡献。但历史的积弊仍需要对思想的解放和更长期努力的积累才能打破。我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