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研究的内容

（一）应当重视的内容

1.主体研究→微观主体；

2.博弈研究→微观主体间的博弈；

3.系统（制度）研究→宏观结构；

4.演化研究（经济增长动力：创新）→宏观动力；→经济周期

5*.基于大数据的经济统计及分析→基于真实数据形成的经济特征及模式研究，尽管可能并不能确定其背后真实的理论含义，但数据本身的真实性即是意义。

from Schumpeter 1

对于经济学，首先是要了解经济史，因为第一，当前的经济学只是经济历史在当下的切片，如果不掌握历史事实，就不可能理解任何时代的经济现象，第二，历史叙述包含了多角度，能够将经济与非经济事实相联系，第三，当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源于缺乏历史经验；其次要了解统计，我们不仅需要统计数字来解释问题，也是为了弄清楚有什么问题需要解释，同样，还要了解统计数字具体如何搜集以及这些方法在认识论方面的背景；然后是理论，是指用一些以简御繁的图形或模式来描述现实的某些方面，包括根据事实提出的假说、概念以及概念间的关系和处理方法；经济社会学，即制度研究；政治经济学，即制度研究与部分含义上的理论分析；最后是应用学科，即笼统的经济学下面进一步细分的研究主题，如货币与银行、金融、会计等。

可以看到，熊彼特总结的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要素与我基本重合，主体和博弈研究对应经济理论，系统（制度）研究对应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演化研究对应经济史，大数据统计分析对应统计学。当然这种对应并非一一相对，存在交叉与遗漏，如我认为演化研究不只是历史的研究，更包含从历史中探寻演化规律的理论分析，虽然可能最终发现并不存在所谓的“规律”，因为如果参照达尔文的物种理论，生物演化并不存在明确的“方向”，只是基于随机变异与环境演化结合导致的自然选择，同理，经济社会可能也并不存在设想的“方向”，或至少无法人为总结规划其“方向”；对于统计数字，熊彼特更强调其背景与方法论，这与我们读历史的某种方法相契合，但从我的角度，更重要的是从大量数据中探寻其现实模式而不应过度将其作为数据拟合的“原材料”，从而避免数据失真；在上述所列条目之外，熊彼特对于新兴的经济分析方法总体持肯定态度，认为经济理论虽然无法与物理、数学等学科中的普遍规律达到同等高度，至少对于经济实践具备部分参考价值，我非常怀疑如果熊彼特看到今时今日经济学界“数据女工”所能玩出的花样，是否还相信“经济理论”的价值，我认为今天的经济学界显然对数理和统计方法的作用高估了，一是统计数字越来越成为政府和各类团体向大众灌输其观点的工具，二是数据数量的爆炸导致真相越来越淹没于繁复的统计方法之中，三是数理模型对于现实问题的洞见和边界问题的处理并没有进一步提升，总之，统计数字所反映的与其说是“真理”和“规律”，不如说是“带有偏见的现实”，而如何从“现实”中挖掘规律才是经济学真正应该关注的问题。

from Schumpeter 2

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果将哲学作为所有学识的统称，可以发现自亚里士多德起，博学之士未能对各个学科门类进行统一，也没有这种打算，特别是每一门类都没有对“最后的原因”、事物的“最终意义”提出观点，但到十七与十八世纪，哲学开始划分为自然哲学与道德哲学（即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区分的先兆），而如果将哲学作为与物理学、经济学并列的单独一门学科，虽然许多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家秉持有特定的哲学思想并从中受到启发，但这并不影响其在各自学科分析工作的客观与独立，因此经济学的研究或从哲学或政治学、宗教、心理学等其他方面有所借鉴，但也与这些学科存在分野，并不是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关系。

从更高层面来概括经济学，即经济学的社会学，首先关注经济学的意识形态问题（还包括科学的动力与发展机制以及科学人员和经济科学人员问题，但熊彼特在书稿中对后两者并未展开讨论），第一，“经济法则”固然要比自然科学的“法则”缺乏稳定性，不应忽视其在不同制度条件下产生不同结果，且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被观察者都处于特定社会环境，导致这种观察更是“有偏”的；第二，马克思认识到人们的观念易于赞美处于上升地位的阶级的利益和他们的行动，十八~十九世纪大部分经济学全都是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第三，对经济事实的陈述通常包含价值判断，经济体系有“演进”，但没有“进步”，因为人与人之间在比较时没有一个适当的标准（经济分析史与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经济分析史强调分析方法的演进，即程序史，经济思想史侧重经济观点的演进，即内容史，政治经济学概括了一套完整的政治、经济政策主张）；第四，科学方法包含想象和程序的规则，此处作者没有完整阐述其观点，简而言之，作者试图将分析方法从意识形态倾向中剥离出来，构建一套“意识形态中性”的分析工具。

从熊彼特对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的阐述来看，西方式的学科划分还是以研究领域、方法、观点为依托进行了严格的划分，并且似乎有一种“超越性”的追求，即试图让自己的学说或理论体系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置之万世而不易，虽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不太可能。但这代表了对超越性的追求本身是无可厚非的。一方面，这种超越性似乎起源于对“神圣”的歌颂，因为神是不朽的，所以人类最辉煌、最崇高的知识也应该是不朽的。另一方面其引申的含义在于，如果真有这么一种“不朽”的理论能够指导万事万物，或至少在某个领域内能够指导所有人，则这个世界将止步于此。虽然科学家们从这种颇为“机械唯物论”式的哲学观点出发不断推动科学进步，似乎证明作者的深刻洞察。但我们为何不能在一种更加开放、动态的世界观下进一步探究这个世界呢？

熊彼特对科学活动的阐述

把科学定义为一种由一个社会集团专门从事研究而发展起来的技术，在其成员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凝聚力，至少在这个集团已经取得相当确定的存在地位时，会有一种合作精神，产生明显或下意识地规则，依照这种规则，成员可以彼此互相承认，而且允许某些人加入，而把另一些人排斥在外。

如果有可能设想这么一个人，这个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着手自行研究已成为科学努力目标地那些现象中的任何一套现象，他必然也能体会到一条非常简单而又非常基本的真理。这个人首先必须认识他预备研究的现象，而且要认识这些现象之间有些关联，以及它们与其他现象有所区别。这种认识是一种认识行为，但并不构成分析工作的一部分。反之，它只是向分析工作提供对象或素材，因而是分析的先决条件。于是分析工作本身就含有两种不同的然而又不可分割的活动。一个在于使想象的内容概念化。另一种活动就是猎取更多的经验资料（事实），借以丰富和核对原先已掌握的资料。应该说这两种活动并不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而在两者之间一定有一个不断取舍的过程。为了概念化，往往引起对更多的事实的猎取；而新发现的事实又一定被插进来和加以概念化。在一种永无休止的连续过程中，这两种活动改进、加深和修正了原先的想象，同时也互相改进了彼此的结果。在我们科学努力的任何特定阶段，我们确实试图建立图式、体系或模式，以便尽量妥善地描述我们感兴趣的整套现象，然后以“演绎的”或“归纳的”方式加以发展。但是这些模式在本质上都是暂时的、相对的，总是和我们所能掌握的事实有关。

实际上当前没有一个科学工作者是从他自己独立的想象开始，而经历了所有这些工作阶段的。

实际上，并不是整个社会，甚至也不是任意一部分人把科学知识的财产传下去的，而是有一个或多或少确定的专家集团，不仅把他们的方法与结果，而且把有关今后发展的方向、手段的意见传授给继起的后代。在大部分情况下，从事科学工作的能力是不能从公认的专家传授以外的任何来源获得的；如果能够的话，也必然是具有非凡的创造性与毅力的人。

首先应当注意到，这个社会机制是极其节省劳动的。利用这个社会机制，任何初学者只要遵循他所受到的劝告并从事指定给他的工作，都可以获得有关事实的知识，抓住问题，掌握方法，而节省很多精力，以便腾出大部分力量去开拓他老师力所能及的边界以外的土地。所以应该可以相信，上述社会机制主要地不仅对概念工具的发展与事实知识的积累有利，而且甚至提供了通常所谓科学进步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量。不过事情显然还有另外的一面。传授任何已确立的科学都会给初学者的头脑套上框框，使他或许具有的创造性受到压抑。这将产生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后果。由于现有科学结构所产生的抵抗力，视野与方法的重大改变最先是受到阻碍，接着就不是通过改造而是以革命的方式来临，而旧结构中也许具有永恒价值或至少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产生成果的哪些成分，很可能就在这个过程中消失。因此，正像革命者有大量理由憎恨某些人强调科学的连续性、捍卫旧的见解、对抗新的看法一样，另一方面也有大量理由证明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

其次，现存的结构一旦建立以后就有延续下去的倾向，这一事实在科学努力的领域中也和在其他领域中一样，说明了一个不易解释的现象，也就是“传代”的现象。···就经济学家的情况来说，人们倾向于以社会与经济环境的变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吸引两个时代注意的实际问题的变化，来解释这种现象。但是我们发现在不变的环境里活动的科学也具有同样的现象。正是这种情况提供了我们弄清楚问题性质和寻求解决办法的线索。问题与方法不仅因为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它们还由于包含在一种科学结构内的分析工作有一种抵制变化的方式而发生变化。

最后那些献身于一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工作专家，以及甚至献身于任何学科的科学工作专家，都倾向于变成一个社会学的集团。也就是说，除了对于科学工作活某种特殊科学本身的兴趣而外，他们还有其他的共同之点。自然而然，这就会产生一种与经济类型的人。在经济学方面，这种集团的形成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成熟，但一旦成熟，它的意义就远较物理学方面的集团大得多。我们会看到在大多数国家中，在经济课题方面发表著作的人几乎来自社会的各个部门。在早先年代，确实有促成集团化的一些因素，最重要的一个例子就是天主教经院派的博士们，但在所有其余的情况下，各种类型的人由社会各阶层、各种不同的收入等级而来。···这种生活环境的相似与社会地位的相似，产生了相似的生活哲学以及对社会现象相似的价值判断，这与科学的学派现象有密切联系。

熊彼特对科学过程和科学团体的观察是深刻的，科学团体正是科学发展的社会载体，正如在“科学家”群体诞生以前，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知识的发展只是零星存在于精英阶层，其发展与传承历经波折。而自这一群体诞生后，科学发展开始进入一种稳定壮大的状态。当然，这也仅是这两三百年间的事。究竟是生产力的长足发展滋养了这一有闲群体，还是科学团体的壮大进一步促进了科技发展，目前尚无定论，甚至也可能是二者互为促进。但无论哪种情况，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学术共同体成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后（这一说法不准确，因为绝大多数学术团体是依附于国家财政供养的，只有美国部分高校有相对独立的财务自由，且政治权力仍非常有限，但从社会影响力来说，高校、研究院、智库等机构已经具有一定独立性），其生存和壮大已经超出个人意志，成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与动物演化出某种器官，或者细胞演化出某种细胞器类似。从这个角度来看，熊彼特的“科学团体传承论”以及“创造性毁灭创新论”对社会的洞察非常深刻和贴切。

某种意义上， 我所设想的经济学图景就是基于人类社会的动物性，其行为固然具有自然科学作背景，但其具体的演化过程又无法通过还原论进行简单分析，其世界观应该是开放式的，对于极端情形（例如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和社会整体演进具有某种洞察，所以我试图寻找新的分析工具来进行经济研究，目前想到的数学工具有分形理论、博弈论、小波变换、数值模拟、大数据统计等，从思想渊源上，主要养分来源于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制度经济学、博弈论、演化经济学等。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探讨金融作为经济社会的一支，与传统学理和西方现实背景下的金融异同，以及金融体系中的微观问题。

其实，这些想法都还是从西方式还原论角度进行的分析，中国传统思想的整体论可能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对我的胃口。例如，熊彼特论述的一些思想颇为贴合道家的动态世界观以及名实之辩，如何汲取先人思想之精髓，在今天的现实环境下将其发扬光大，是我所设想的经济学图景的另一重视野。从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目前还只有零星想法，难以贯通，留待以后再讨论吧。

（二）不应过度重视的内容

1.均衡→均衡并不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状态，而是通过理论假设得到的一种模拟。既然经济学是研究现实问题的学问，就不应当将自己的结论建立在虚幻的假设基础上。均衡实际上反映了一种静态、封闭的世界观，而动态、开放的研究更应该关注（一）中的内容；

（三）一些观点

1.加尔布雷思的“修正的顺序”认为，生产者决定应该生产什么并因此塑造了消费者的偏好，从而使消费者会购买这些产品。正统经济学认为主动权掌握在消费者手中，消费者为了满足个人需求会在市场上购买产品和服务。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者选择理论将需求看作是给定的。加尔布雷思认为，当我们说消费者最大化他们的效用时，我们首先不开了消费者最初如何形成了这些需求这一重要的问题。并且，如果需求必须通过广告进行创造，这些需求的紧急程度如何？进一步而言，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者需求理论主要强调消费者的至高无上，它暗含着市场决定最优的产出结构和资源配置。加尔布雷思认为，这个观点毫无意义：“如果生产创造需求的话，一个人就无法辩护说生产是用来满足需求的。”

2.加尔布雷思的企业理论有几个有趣的政策含义。比如，传统的反托拉斯的努力应该被摒弃······那么，社会应该仅仅追求自由放任政策、依靠这些经济力量来产生社会福利吗？加尔布雷思非常坚决地回答说：“不。”······“如果任由它们自由发挥作用，那么经济力量可能除了对强势者外，不会产生最优结果。”

3.加尔布雷思对传统经济学的攻击招致了许多反驳。一个例子是，从极端的角度来说，他好像否认消费者拥有能够明确自己的利益并据此行动的自由意志。正统经济学家不接受消费者以外的某一不明确的主体可能会最好地决定什么才能代表消费者的真实利益这一观点。

4.对于制度主义来说，如果想要重新成为经济思想中的一个力量，它必须赢得未来一代经济学家的思想。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希望就是发展一个统一的、能够容易被理解和被教授、经得起仔细地智力上和统计上的推敲的理论体系。制度注意的批评者认为，到现在为止，它还没有实现这一目标。

5.但是，新制度主义规模最大的分支是与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联系在一起的。道格拉斯·诺斯是一位美国的经济史学家，荣获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批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认识到制度约束在经济决策中的重要性，不能解释世界范围内不同经济制度的长久性。但是，与传统的制度主义者如凡勃仑等不同，诺斯接受了新古典主义者的“选择理论”方法，这种方法强调理性经济决策。

选择理论方法史必要的，因为一系列逻辑上连贯、潜在可检验的假设必须建立在人类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微观经济理论的优势在于它是建立在对个人行为假设基础上的······制度是人类的一种创造。它们不断演化并且不断地被人类改造，因此，我们地理论必须从个人开始。与此同时，制度强加在个人选择上的各种约束是普遍存在的。

制度的产生是由于它们能够最小化人类相互作用的成本。它们可以是正式制度（比如，宪法和法律），也可以是非正式制度（比如，非书面的行为规则）。它们可能是特意创造出来的（比如，美国的货币体系），也可能仅仅是随着时间演进而来的（比如，给小费的传统）。制度是统治经济和政治行为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而制度的参与者则是利用某一特定制度框架提供的各种机会的个人和组织。

······

天才的诺斯把新古典经济分析和制度分析结合起来，并由此解释了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决策以及经济决策如何逐渐地改变着制度。

6.有几个学派的追随者和一些类似的折中主义的思想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经济增长是指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个国家的实际产出（GDP）的增长。它是由以下三个原因导致的：（1）更大数量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资本；（2）资源质量的改进；（3）提高生产力的技术进步。

当一个国家实际产出的增长快于其人口增长时，其实际人均GDP——即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将会上升。经济发展是指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个国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过程。经济发展方面的专家分析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导致或阻碍生活水平提高的各种力量和政策。

7.熊彼特构建了一个理论体系来解释经济周期和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变迁的关键过程是引入创新，而最主要的创新者是企业家。创新被定义为提供商品的方式的变化，比如引入新的产品或者新的生产方式；打开新的市场；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源；或者实行一种新的产业组织，比如创造一个新的垄断或者打破一种垄断。创新不仅仅是发明。如果发明在一开始就失败了——即如果它没有被应用——那么发明就不是创新。只有当一项发明被应用于工业过程中的时候，才能成为一种创新。

如果没有创新，经济生活将会达到静态均衡，并且年复一年经济的循环流动会沿着大体相同的路径进行。利润和利息将会消失，财富的积累将会停止。通过创新寻求利润的企业家能够将这种静态的情况转化为动态的经济发展过程。企业家将会打破这种循环流动并且将劳动力和土地转移到投资中去。因为由循环流动所产生的储蓄是不充足的，所以企业家依靠信贷为他的企业提供生产资料。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来源于经济体系本身，而不是由外部强加的。

创新并不会连续发生，但是会聚集发生。最具有进取心的冒险精神的企业家的活动会创造一种有利的氛围，其他企业家会追随他们。信用扩张，价格和收入上升，而繁荣会普遍盛行。但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经济发荣会产生对其持续前进不利的条件。价格的而上升会阻碍投资，新产品与就产品的竞争会导致企业损失。当企业家清偿债务，通货紧缩的过程会进一步加强，萧条将会取代繁荣。因此，经济波动代表了对创新的适应过程。经济体系趋向于均衡，除非创新会经常打破这一趋势。产生经济发展的过程也产生了经济波动，每一次萧条都代表向新均衡的艰难移动。

8.凯恩斯学派：起源于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背景为对经济停滞或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广泛忧虑。一战后，西方世界成熟的私人企业经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相比缺乏活力。人口增长率在不断下降；世界的绝大部分都已经被殖民化，似乎已经没有更多的地理扩展空间；随着收入和储蓄的增长，生产看起来大大超过消费；并且没有像蒸汽机、铁路、电力和汽车这样的新发明来刺激新的、大量的资本投资。与此同时，充满活力的价格竞争的削弱降低了新的、更好的机器设备对旧机器设备的替代，当日益增长的过去投资的累积这就资金没有被足够快地花费出去地时候，经济增长就会受到拖累。

经济学界和非经济学界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敦促联邦政府实施公共工程项目、赤字预算，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放松信贷。许多经济学家清醒地认识到增加政府开支对总支出和总收入将会产生乘数效应。一些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将其概括为：随着国民收入增加，消费支出没有总收入增加的快，而储蓄增加得相对更快。工资既被认为是一种产品需求来源， 也被认为是一种成本，而削减工资经常会受到反对，因为对于失业而言，它不能提供实际的补救，这就是宏观经济思想。

凯恩斯经济学主要特征和原理包括：1.强调宏观经济学，关注消费、储蓄、收入、产出和就业总量的决定因素；2.需求导向，强调有效需求（总支出）的重要性，认为有效需求是国民收入、产出和就业的直接决定因素；3.经济中的不稳定性，投资计划的改变导致过敏收入和产出发生变化，且数量大于投资最初的改变；4.工资和价格刚性，工资在向下调整方面具有刚性，这主要是由于工会合同、最低工资法和隐性合同等制度因素导致的；5.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倡议政府应该通过实施适当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积极干预干预经济，以促进充分就业、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

凯恩斯在28岁时成为《经济学杂志》的边际；同时，他还管理着该杂志的出版方——英国皇家经济学会的投资，并取得了非同一般的成功。在凯恩斯的财务指导下，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同样获得了超乎寻常的利润。他自己很可观的50万英镑的财富主要是通过外汇和外国商品交易积累起来的。事实上，他是一个投机者。对于投机者，他是这样描绘的：

当投机者像在企业的洪流中漂浮着的泡沫时，他未必会造成祸害。但是，当企业成为投机漩涡中的泡沫时，形势就很严峻了。当一国资本的积累变为赌场中的副产品时，工作多半是没有干好的。就把华尔街看作一个社会功能是使新投资可以根据未来收益流入最大利润渠道的机构而论，它所取得的成功不能被认为是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典范——这并不值得奇怪，如果我下面所说的是正确的话：华尔街最好的头脑在事实上被引导到一个与社会功能不同的目标上。

凯恩斯在实务界和学术界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董事会主席，还担任其他几家公司的董事，并且是英格兰银行管理机构的成员。除了是一名金融家之外，他还是一名高级政府官员、许多学术理论著作的作者、新闻工作者、艺术鉴赏家和支持者以及剑桥大学的教师。

	小政府、自由主义	古典学派、新古典学派（马歇尔、货币经济学、不完全竞争）、芝加哥学派（新兴古典主义）
中性		重商主义、边际学派、创造性破坏、经济周期理论
左	大政府、需求导向	重农学派、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
		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
其他		经济增长与发展

9.经济学已经日益变得专业化。随着总体经济学知识的不断增加，经济学家发现，专门研究这一学科的一个或有限几个领域变得越来越必要且有用。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这种专门化变得尤其显著。不仅在经济学学科范围存在专门化（国际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经济增长与发展、劳动经济学等），而且在经济学的一些领域中也存在专门化（人力资本理论、流动与迁移，都属于劳动经济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济学的一个或两个领域内的这些专门化对这一学科产生了巨大的总效应。“大的思考”——对宽广的、无所不包的理论的论证——仍在发生，但趋向于在经济学的某些具体的子领域内发生而不是经济学整个学科。大量的注意力被击中到了“小的思考”上，它试图在更加宽广的经济学难题之中填补了一些小的空白。我们对于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表明，为了达到经济学知识的最大产量，在“大”的思考和“小”的思考之间存在着努力的某种最优配置。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思想在经济学中都非常重要。几百年以来，经济学这一学科逐渐远离了“政治经济学”——强调政策和“应该是什么”，而转向了“实证经济学”——避免价值判断而主要集中于发现和阐明经济现象之中的一致性（“是什么”）。实证经济学的例子包括价值和价格理论、企业理论、得自专业化和贸易的收益原理、消费函数理论，等等。但是我们的研究同样表明，“政治经济学”或规范经济学对于公众认识经济学原理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且帮助推进了经济学学科本身的发展。即使是在最近的过去，这一点也是正确的，正如布坎南、萨缪尔森、加尔布雷思、弗里德曼和阿马蒂亚森的作品所证明的那样。

经济学越来越多地将数学和统计学结合到它的基本方法之中。数理经济学家和普通经济学家的区分越来越小，这样好吗？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作出否定回答。危险在于手边的工具往往会决定所从事的工作。即，一个熟练使用锤头的人可能指挥想到需要使用钉子的项目。

经济学和经济的未来发展难以预测。应该避免产生经济学和经济思想永远有效的想法。一些经济学家企图融合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将两种传统合并为一种更统一、更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制度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仍非常活跃并且有可能主导经济学。在几个前沿领域还有一些对正统经济学并不满意的经济学家团体。如新奥地利学派，拒绝将经济学数学化和遍及主流思想大部分的效率的静态定义；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体长提高产量和刺激生产率增长的各种政策，反对严格的货币主义；传统的制度主义和社会主义，正处于守势，但仍在努力使他们的思想正规化和普及化。